正文
但新电影也并非和气一团，当时，朱天心嗜读“焦雄屏看电影”专栏，与焦更为亲厚，“老焦那时对侯子的影评评价要高过对其他新电影导演们，包括杨，也曾对侯的长期搭档陈坤厚没有好话，如此形成了她的里外被孤立被抵制，包括一向不理影评好坏的侯子”。
后来侯、杨和陈国富组电影合作社，“长期以来好事之徒所想象的瑜亮之争并见缝插针之拨弄之”……朱天心和唐诺也不免被扫到台风尾，因拒绝为杨写《红楼梦》剧本，“因为要是跟他合作就做不成朋友了”。而杨将之解读为，“他们还是选了孝贤”。从此，尽管与蔡琴来往不辍，但从此与杨再无私交。
虽然同属外省人二代，却与杨分属不同阶级的朱天心，也并不赞同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作为切入点去理解一代外省人，这大概是高级文官之后的杨德昌与中下级文官之后的朱家姐妹之间的天然隔阂。电影开拍时，朱天心正在创作《我记得……》中的一个个短篇。
阿城
阿城：所谓“文格”与“人格”，就是遇到问题时绕不绕
1986年，侯孝贤去探望刚刚生完孩子的朱天心时，带来了一份影印的《棋王》。于是，在医院挤奶室的巨大灯光中，在一种无比荒谬的情境里，朱天心首次遭遇了阿城，读到眼泪掉下来，却不是因为疼，而是觉得幸福，“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人写出这样的作品，我从此不用写了，放心当妈去吧”。其实，阿城并没有比朱天心大多少岁，但朱天心看他亦师亦友，亦父亦兄。
朱天心自觉代表着最后的老一代，在台湾扮惯了“灭绝师太”，对年轻人一向严厉，冷面无情，有话直说，在大哥大姐面前，却还是那个心怀大志的少女，“觉得天塌下来都有人顶了。虽然写东西都是很个人的事情，没有谁顶谁”。更何况，阿城和李锐都是刚刚病过一场，不是要出来就出来的。阿城自嘲自己身上只有两个才换过的晶状体是年轻的，其他零件都老了，“我就不站起来了”。
阿城称对台湾的80年代了解不多，但看了朱家人的文字，感觉台湾不像日本、美国，而是自己的兄弟去了外省，讲另外一种方言，天心书里讲的事情，自己也能掌握到70％。《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讲的就像自己班的谁谁谁，而《三十三年梦》比起当年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视野又开阔了不少，更有益于读者进入。
阿城阅读时并不注重辞藻的华丽，而更多地是能否对自己的知识结构形成补充，“我出生在大陆，那时候各方面的资源非常少，所以它造成了我在思维上有一些空白区。我非常喜欢看材俊兄的文章，因为他可以填补我很多思维的空白区。这是我对于资讯的一个个人的要求，这个资讯是不是能够填补我的空白区？如果能填补这个空白区，你的思维组合就会变得几何级数的走，而不是算术级数的。”
“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而且朱家的女婿，也就是二女儿朱天心的先生谢材俊，亦是好作家，好评论家，好编辑；再有，天文她们的母亲，是日本文学的汉文翻译家。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对于这段被阿城偷懒同时用在朱天心、朱天文两姐妹新书序言中的断语，很多文学青年都是耳熟能详了。在今天，这段话依然适用，却漏算了天心和唐诺的孩子谢海盟，如今也是不得了的编剧、作家。而相比于多年前的序言，近年来给人印象越发刁钻的阿城，对朱天心夫妇却更加不吝赞美：
“朱天心和谢材俊，都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作家，我尊敬他们什么呢？首先是人格，第二个是由人格支撑和整理下的文格。文章是有格的，我认识他们几十年了，这个格一直在往上走。现在不太讲人格了，也不太讲文格了，对我来说，什么是这两样东西？也就是说，碰到一个问题不绕。
我在最开始涉及到文字创作的时候，长辈谈话的时候有一个概念，‘这个东西绕啊’。我的比喻就是说，当小说主人公碰到不可解的矛盾的时候，只有另一方被车撞死了，矛盾就解决了，这样的叫‘车祸创作’，它绕过去了。所以不管篇幅长、短，当你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是要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在他的写作当中听到这种嘎嘎嘎嘎的声音。我们看电影也是，绕开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算怎么回事呢？
我尊重天心和材俊的东西就是，他们人格也不绕，很严厉的，文格上也不绕，我不太重视语言华丽等等，那个都再说吧，主要就是‘绕不绕’。所以我特别推荐，我们想读一点‘不绕’的东西，能够使我们的一些思维盲区能够得到补充，得到启发，大概在台湾来说就是天心和材俊了。这个真的不是广告，这是我的阅读经验。”
现场图
大陆的80年代：不当金钱的奴隶，不当权力的奴隶，这就是80年代确立的文学立场
梁文道回忆起80年代读到阿城小说的感觉，感觉那是久违了的中州正韵。叙述中夹杂着疑问，当我们在怀念80年代的时候，我们在怀念什么？
“今天很多人会怀念大陆的80年代，怀念什么呢？怀念那个时候文化、文学好像有个盛世的感觉。如果你是写小说的，你是能够写到街头巷尾的。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在80年代，如果你是一个诗人，跑到北大里绕一圈向大家宣布我是诗人，离开时会有50个女粉丝跟你吃夜宵，今天你试试看，你宣布你是诗人会怎么样。
所以人们觉得，好像有那么一个年代，在大陆做作家，搞文学创作，是会得到尊重的，社会会记住你。而且很奇特的是，如果讲一整代作家群的话，仿佛也是80年代冒起的那一大批作家，后来会被大家记住，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之后当然也有很多作家，有80后的作家，有90后的作家，甚至今天00后的作家，但是好像不再拥有那么高的集体社会认知度。”
李锐
在李锐看来，80年代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如何面对无限信仰和政治理想的幻灭，“在那个幻灭的过程之中，我们想收拾自己，怎么往前走呢？什么是更好更正确的呢？”于是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一开始叫伤痕文学，后来叫反思文学，再后来是寻根文学。在李锐看来，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第一次摆脱政治的枷锁，寻找到的独立的文学人格，才有了那场文学爆炸，才有了那一场那么多人的不约而同，才有了那么强烈的社会响应。“据说当时刘心武的《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以后，在公共汽车上你都能看到有人在传阅这本杂志，一篇小说居然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现在特朗普上台大概都没有这么大的反响。”
80年代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写作者要独立于金钱和权力的立场。
“当然后来中国又有很多变化，但我想我们不要太看重它，因为意识形态总是会变化的，朝代也总是会更替的。从大秦朝，大汉，盛唐，到现在都是过眼烟云，但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会永远地留下来。这个就是文学的魅力。当然人要长点记性，既不要作为政治的工具去写作，也不要作为人民币的工具去写作。你既不当商品的奴隶，也不当权力的奴隶，才有可能确立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的立场。80年代确立了这两个东西，因而80年代成为一个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史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