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关于“人海战术”的问题，其实在美国作者描写当年中共军队在朝鲜与美军作战的书中，也有写过。经历了与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受过单兵作战严格训练的美军官兵，注意到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中共士兵不顾美军优势炮火的打击，前仆后继，一波一波地发起冲锋，以致尸横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军队这种战法是“人海战术”。但严格说来，这种“人海战术”的战法并不是中共军队作战的一种范式或主观意图所使然，它具有复杂得多的历史背景。从根本上说来，它其实是部队装备长期落后，影响到战术落后的一种反映。这多少有点像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发生在欧美战场上的那些战争。由于武器的杀伤力有限，交战双方甚至往往会排出整齐的队形，挺胸昂首，敲鼓踏步，发起进攻。由此也就不难发生“人海战术”和惨重伤亡的问题，当年欧洲战争之惨烈，与此亦不无关系。
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军队的装备，相对于19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军队的装备，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中共从1927年建军伊始，就是一支典型的农民武装。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部队的主要作战武器都是从各种不同渠道得来或缴获的制式不一的长短步枪，自动火器数量很少，火炮几乎没有，甚至连所有武器使用的火药，也还都是杀伤力有限的土制黑色炸药。这也是中共为什么始终不打正规战，坚持打游击战的一个原因。
装备落后，正规战经验少，在江西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争中就曾经吃过大亏。当时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坚持用阵地战抵抗国民党军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进攻，结果广昌附近接连两战就损失几千人。
抗战中中共也两次主动对日军大举出击，一次即平型关战斗，一次即百团大战，但两次都蒙受严重损失。平型关战斗近两千人主要伏击日军装备不强的辎重部队，歼敌不过四五百人，自己就死伤400余人。百团大战打的主要只是“破袭（公路铁路交通）战”，结果也伤亡数千人。注意到战斗后部队的战斗详报和总结之类，我们很容易发现，指挥员们并不存在利用“人海战术”造成屠杀恐怖的任何主观意图。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共部队的兵源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也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讲到的，并不是随便拉来一个农民就能学会瞄准打枪和冲锋杀人的。更何况所有的军官都会格外珍惜自己部下那些熟练使用武器的战士，因为部队的战斗力几乎全靠他们。没有哪一个指挥官会无视自己部队的伤亡。因此，他们每每要检讨自己部队伤亡大的内在原因。而所有检讨中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由于部队作战频繁，扩展快或补充多，大量新老战士集合在一起，班组作战不会运用战术，单兵作战不善于自我掩护，冲锋时或兴奋或紧张，常常挤成一团，不注意散开队形，如此等等。而历次作战的经验证明，打仗少的新战士越多，上了战场就越容易挤成一团。1946年四平街保卫战时，部队恰恰多半都是新战士和收编过来没有战斗经验的伪满军警人员，而且刚刚编组成军，其战术训练之差，以致影响到战术运用，导致战场上有时会乱成一团，也可想而知。
甚至，即使在经历了3年国共大战之后，当中共部队准备入朝作战时，也还有同样问题存在。因为当时相当一部分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已经转成生产单位，或开始大批复员，不仅没有战术组织和单兵训练工作，就连枪炮都已生锈甚至被鸟筑巢，临时拉上前线，其作战时的战术运用当然不可能令人满意。不过，在3次战役后，即随着各部队反复强调战术运用和对美军强大火力的逐渐适应，美国人已不再能见到这种“人海”式的战法了。这说明，“人海”并非中共既定的“战术”，与“残忍”与否亦无太多直接关联。
四平保卫战
一方面提倡“大历史”观，相信人类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之类的主观意志会因时空的影响而有别，不赞成美国学生讨论现代中国历史过分强调国民党的“贪污无能”，或共产党“太过暴力”，但另一方面在叙述自己的内战经历时，却不断使用“残忍”之类的字眼来表达对自己当年对手的道德评价，这是黄书中明显存在的一个矛盾的现象。其实，当我们把当年国共内战中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当成一段历史来研究的时候，与其笼统地谈论林彪的战术如何“残忍”，不如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一下林彪的军官和士兵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残忍”的命令，一上战场就“疯了”？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说明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但很遗憾，他并没有讨论两党军队之间的差别，以便说明中共为什么只用了3年时间就在军事上由弱变强，进而一举打败了国民党。他反复提到的四平街战役，在中共的军事史上是最著名的几场败仗之一，因此这个例子所展示的所谓“战术”，即使存在，也只能是个失败的战术，它并不足以反映中共何以能够在军事上取胜。
其实，国共两党的军队是存在相当差异的，而黄仁宇先生所经历的内战期间最突出的一点差异，就是部队的士气和纪律。黄书中提到的张治中是蒋介石的亲信部属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他在谈判期间曾给蒋介石去过一封长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作为长期带兵打仗的将领，他在北平时发现，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曾谈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宫参观，不留意间从正在行进的士兵行列中穿过，意外地发现中共士兵不仅停下来让他通过，还微笑示礼。他为此感慨万千，称：如果这是一队国民党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枪托，也免不了要被臭骂一顿。由此他明确告诉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士兵士气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19世纪欧洲人敲鼓排队迎着飞来的枪弹进攻，未必都有军官们拿着手枪在后面顶着。1900年义和团举着大刀长矛，赤膊上阵，与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开战，也没有人在后面施加“残忍不合理”的“严苛纪律”。中共军队从1927年一路打下来，有过许多挫败。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自不必提，长征途中湘江一战就曾损失三四万人，西路军两万人在甘肃河西走廊甚至全军覆没，皖南事变时一个军部被消灭，1946年四平街一战也伤亡近两万人，但是，它却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高，这显然也不是军官的威胁或不合理的严苛纪律造成的结果。
中共靠什么来提高部队的士气呢？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有韩国翰林大学出版的，由该校亚洲文化研究所编辑的一套相当宝贵的文献资料，它们是美军在韩战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六、二十七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其中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变得服从和效忠的一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