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媒介生态的剧烈变革，情感劳动概念的应用领域已从传统的线下服务业扩展至各类新兴的线上职业。在研究直播平台中的情感劳动时，数字化亲密关系的构建就成为关键议题，因其不仅是情感表达的展现，更是一种通过平台媒介与技术手段制造的情感连结，是数字技术对情感劳动中经济关系或亲密关系的重构（林仲轩，吴奇利，2023；董晨宇，叶蓁，2021；姚建华，王洁，2020）。用户在共享的社交体验中获取情感满足和享乐价值的实现，其消费决策也随之倾斜。
研究表明，当前直播领域的情感劳动研究主要集中在情感主播、游戏主播等非实物销售类主播与粉丝之间的情感劳动实践，针对电商主播的数字化亲密关系探讨尚显不足。此外，受限于欧美地区对直播电商的较低接受度（Cunningham，Craig & Lv，2019），海外直播带货市场尚未形成成熟的生态体系，整体上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而中国的直播行业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依托实体经济与网络技术，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日常实践。因此，与电商直播相关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其中电商主播与消费者间数字化亲密关系的理论分析视角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情感劳动—资本—认同”这一逻辑链中的正向关联与逆向反抗。
综上所述，关于直播电商数字化亲密关系的现有文献，多局限于从媒介文化逻辑和商业运行逻辑层面探讨这一政治经济现象的剥削本质，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与情感心理相结合的研究有待补充，仅有少数学者关注到精神分析在这一领域的解释力。例如Sara Ahmed（2004：3）认为情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沉淀，进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情感价值。她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结合，提出情感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理状态，而是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的实践（Ahmed，2004：9-11）。此外，Jacob Johanssen（2018：102）指出Hardt和Negri在情感劳动概念化上缺乏清晰性，并主张借助弗洛伊德的情感模型在社交媒体场域进一步拓展情感劳动的理论阐释。这些学术探索为本文情感劳动研究的精神分析进路提供了理论启发。
（三）情感劳动中的征兆与征兆性解读
借用精神分析批判领域的术语“征兆”（symptom），阿尔都塞在20世纪60年代在《读〈资本论〉》（
Reading Capital
）提出征兆性解读/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用于重读马克思著作的隐性话语，注重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和物质性。话语性的阐释征兆是通过对征兆进行解读，使意义自发性地被解构（莫雷，2008）。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不仅对意识形态文本进行征兆性解读，还将征兆概念广泛应用于社会文化现象的解读。齐泽克对政治和文化的思考紧紧围绕征兆这一概念展开（Dean，2002）。他指出征兆在维持和颠覆意识形态系统中具有双重角色：征兆支撑着意识形态幻象，与此同时，征兆是颠覆自身普遍根基的特殊因素，相异于既定意识形态场域（齐泽克，2008/2017：17）。既然意识形态的普遍原则如平等、自由等具有虚假性，那么其中包含的揭示社会矛盾的特殊现象就是意识形态幻象的征兆。征兆概念后期出现普遍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事物都可以被视为征兆（齐泽克，2008/2017：95）。对征兆的解读不仅被广泛运用于影视作品的文本分析（Žižek，2008；曾胜，2012），还逐渐出现在公共卫生（Kim & Novakovic，2021）、网络安全（Jacobsen，2020）及移民问题（Hansson & Jansson，2021）等多元领域。这种跨学科的扩展充分展现了征兆性解读的广泛适用性，及其在当代社会问题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齐泽克借鉴并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马克思理论范式”的理论逻辑（黄玮杰，2021：55），更为清晰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实体结构与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情感体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商品交换中的核心作用：消费行为的核心驱动力已从商品的使用价值或符号价值转向其所能提供的体验价值（Žižek，2009：52）。在直播消费过程中，这一体验主要表现为情感的在线交互和情绪价值的获取。因此直播电商不仅要进行实体商品销售满足物质需求，还要通过情感表演、人设打造等从精神层面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特殊性和否定性的状况，就是值得进行征兆性解读的现象。因为这类社会征兆是揭示幻象的反抗武器。但是，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缺少实地观察的维度，因而也没有指出摆脱意识形态困境的有效路径（莫雷，2008；孟献丽，崔赞梅，2020）。
基于此，本文拟借助齐泽克批判性精神分析理论范式，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探究直播平台中电商主播的情感劳动过程中意识形态机制与主播情感层面的深层关联，为理解当代情感劳动中的虚假幻象提出重要洞见。由于电商主播与消费者在直播平台形成的数字化亲密感是建立在心理互动的基础上，因而笔者在聚焦电商主播的情感劳动时，部分内容涉及消费者的情感体验。本研究提出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直播电商情感劳动中数字化亲密感这一征兆的特点及发展逻辑是什么？电商主播如何识别征兆继而穿越幻象？
本研究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探究电商直播中的情感劳动表现形式及其运作机制。之所以采用民族志，是因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民族志研究方法被Manjunath Pendakur及John Len等学者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能够深入了解特定社会文化现象的内部运作，也适用于积极探索数字时代的劳工和劳动转型问题（姚建华，2019：9-10）。而深度访谈可以获取个体层面的深入体验和观点，成为网络民族志的有益补充。
在前序研究的支撑下，笔者在抖音和小红书两大直播电商平台，选取3位头部主播和2位广州直播大型电商基地的主播，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参与式观察，聚焦直播内容、主播表演、观众互动以及销售动态等多个维度，观察记录采取“描述+反思”的方式，随时记录重要细节。同时，笔者对23位不同类型的电商主播进行半结构化一对一深度访谈，采取面对面或语音连线等方式，访谈内容涵盖个人背景、直播经历、人际互动、职业规划等维度。这些主播在各自领域都有一定的观众基础和经济收益，能够较好展现电商主播群体的多样性，其中线上访谈对象主要活跃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线下访谈对象来自5个直播基地，均选自有“直播之都”之称的广州。受访者信息经过匿名处理，相关资料均获同意使用。
在网络民族志的调研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电商直播行业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对于线上情感劳动剥削的关注不能仅聚焦于对劳动力的剩余价值榨取，还要同时看到“数字化亲密感”这一商品形式本身的遮蔽性，进而揭示主体性、劳动和剥削之间的深层关联。Fuchs（2014：94）指出，数字经济中存在新形式的劳动剥削，但这种剥削往往被技术乌托邦的话语所掩盖。事实上，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物化过程已逐渐模糊。金钱已成为一种不可见的幽灵框架，统治着我们的生活。生产本身的后现代透明性是一种虚假表象，它模糊了实际操纵一切的非物质虚拟秩序（齐泽克，1997/2006：125）。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直播电商情感劳动过程呈现出的“真情流露”与“自由互动”都是真实情感的虚拟表达。
在线上直播平台，资本逻辑与欲望逻辑交叉并行，象征秩序（社会秩序，统治机制）借助超我（社会要求）的压抑，使本我（生命实体）不仅没有冲破压力，反而甘愿服从于超我的要求。这种服从的本质是剥削，即大他者通过占有主体的快感，强化对个体的结构性控制（Žižek，2020：148）。特别是进入消费社会后，社会规训机制采用了更为隐蔽的催眠意识形态询唤（齐泽克，1994/2003：15），通过营造快感幻象掩盖剥削本质，使劳动者在犬儒主义式心理暗示下不断追寻压抑之外的剩余快感——一种替代产生于劳动本身的直接满足，间接的补偿性快感。延续马尔库塞的剩余压抑批判，精神分析提出剩余压抑不仅是大他者对个体欲望的压制，还会通过消费和娱乐制造虚假的满足感即剩余快感以维持压抑的效果。人们沉溺于表面的快乐中，失去对真实需求和社会不公的认识，放松了对剥削的戒备。数字资本通过构建特定话语、规训认知逻辑以及消解主体意识，完成了剥削合理的认知建构（刘伟杰，王倩，2023）。此时商品交换的最终目的，不是通过产品消费和“快感”获得，而是让主体在拜物教的幻象中迷失，在剩余快感中忽视甚至享受劳动的奴役剥削，同时无意识地参与被剥削过程。因此，数字时代的经济剥削（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有效运作，依赖于受剥削者的享乐（Žižek，2020：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