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由此我想象唐德刚的影像，应是在清风朗月的皎皎夏夜，摇蒲扇，喝酽茶，说晚清七十年之评书的邻家老人。后来见他的照片，亦作如是观。
1958年胡适与唐德刚合影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前
读唐德刚的书，我曾做过一个对比：历史学家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坚持价值中立，极尽冷若冰霜的客观叙事，仿佛要拒读者于千里之外；另一种则因作者书写的热烈、生动，笔端常带感情，令读者身临翻云覆雨、跌宕起伏的历史之境。唐德刚自然属于后者。周策纵为《胡适杂忆》作序，称唐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这种写法，会不会由于作者的情感介入过深——如唐德刚常常“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而损害历史的可信度呢，是谓“可爱者不可信”？周策纵解释道：“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或者用唐德刚自己的话说，他一直秉持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的治史原则，“褒贬古人，月旦前贤，虽每以轻松语调出之，然十思而后言，语轻而义重，亦未敢妄下雌黄也。”
（《晚清七十年》大陆版自序）
唐德刚的历史书写，更重叙事，从故事中见真章，从小节处见大略。这与我们熟悉的理论化研究简直大相径庭，唐德刚似也不大相信、讲究什么历史理论。不过在其晚年，回顾治史生涯，他还是提出了转型论与历史三峡之说。当然，以其转型论建构之粗疏，照旧谈不上理论体系，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种历史关怀与现实情怀。在此多说一句，窃以为历史并无哲学、规律可言，所谓历史哲学、历史规律，不过是历史学者的迷津与政治家的把戏，许多时候与宗教骗子的神道设教并无二致。基于此，与其看唐德刚论“转型期”与“启蒙后”，还不如看他考证“天王
（洪秀全）
的性变态”。
一言以蔽之，唐德刚的大智慧在小处，而非大处；在细节，而非整体；在胸怀，而非理论。就像张爱玲说胡兰成的论文，“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唐德刚的了不起之处，端在于读起来“一路有言笑”。
二十年前，余英时悼念其师钱穆，称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唐德刚对故国尤其传统文化的情感，也许不比钱穆激切。我亦不敢掠美前贤，姑且题名曰“一生为历史招魂”。可以断言，正是唐德刚这些妙趣横生的历史著作，打碎了多少读者被禁锢的头脑，唤醒了他们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兴致。往大了说，唐德刚驱散了极权主义的幽灵，招来了自由主义的新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