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自由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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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曾经耐心解释说，所谓“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并不一定就能构成“自由”，而穆勒此说是难以辩驳的。因为主持治理的人民，不一定就是被治理的人民，而民主式的主权，也不是各人治理自己的意思，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仍是“每一个人都由其余的人治理”。穆勒和他的信徒，都曾经谈到“多数人的暴权”(the tyranny of majority)，以及“流行感觉和意见的暴权”(the tyranny of the prevailing feeling and opinion)，并且认为这种暴权，和其他任何侵犯到人类神圣和生活领域的暴权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别。

没有人比康斯坦将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看得更加透彻，或表达得更加清楚。康斯坦指出：一种“无限制的权威”，即通常所称的“主权”，已经成功地倔起，因而， 使这个主权从某一些人手上换到另一些人手上，并不能使自由增加，只不过是将奴隶的担子换由另外一些人来承负而已 。他很合理地质问说：一个人对于他到底是被一个全民政府、一个君主、甚或一套强制性的法律所迫害的事实、为什么要那么耿耿于怀？他发现：对于那些渴望“消极”自由的人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谁”来运用这个权威，而是 任何运用这种权威的人，所能拥有的权威，应该有多大 。

因为他相信，漫无限制的权威，不论落在什么人手里，迟早都会摧毁某些人。他认为，人类往往抗议这些、或那些统治者，是压迫者，但造成压迫的真正原因，却是“权力之累计”（accumulation of power)这一事实。 不论权力存在于何处，这种绝对权威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威胁到自由 。他写道：“不公正的并不是手臂，而是手上那些过重的武器，有些武器之沉重，是人类的手所无法负荷的。”民主政治或许能够消除某一寡头政权、某一特权人物或特权阶级的害处，但民主政治仍然可以像它以前的任何统治者一样，对个人施以无情的打击。

他在一篇比较今人与古人所享自由的文章中说：“ 平等的压迫——或干涉——的权利，并不就等于自由 。”众人一致同意牺牲自由，这个事实，也不会因为它是众人所一致同意的，便奇迹似地把自由保存了下来。如果我同意被压迫，或以超然及嘲讽的态度，来默许我的处境，我是不是因此就算是被压迫得少一点？如果我自卖为奴，我是不是就不算是个奴隶？如果我自杀了，我是不是不算真正的死了，因为我是自动结束我的生命？“ 全民政府 (popular government) 是发作无常的暴权，而君主政体则是最有效、最集中化的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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