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它是可靠的，中立的，并且对于物体本身来说是透明的。
如福柯所说：“知识的局限在于它是对事物秩序所依赖的符号的完全透明的表现。”
(The limit of knowledge would be the perfect transparency representations to the signs by which they are ordered.-
The Order of Things
, p.75-76)
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些视觉辅助工具的发明并没有导致认知世界的方式的新生或改变。相反，它们更加巩固了自然秩序的地位，将这一秩序延展到了外太空和微观世界，牛顿还为此提供了一个数学上的基础。
玛乔丽亚·尼柯尔森(Marjorie Nicolson)是这样描述这些光学仪器对自然观念的影响的：“首先，神圣的艺术家(Divine Arist)是当今的新神(Deity)，他对于微观事物的描绘跟对于宏观事物的描绘一样那般精致优美…上帝会像为完美的自然感到高兴那般享受艺术带来的快乐；因为…自然是上帝的艺术品。”
在自然的博大之下，
所有小的矛盾与奇异之处都不会被看做致命的缺陷，反而会被视作上帝不可思议的创造的标志，它是在人类理解范围之外运行的秩序。
但是，在这个特定历史节点上的自然观，以及林奈的白板概念，
都在经历一场来自自身内部的重大危机
。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拉马克(Lamarck)还是莱伊尔(Lyell)，歌德(Goethe)还是伊拉斯莫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康德(Kant)还是黑格尔(Hegel)，柯勒律治(Coleridge)还是康斯特布尔(Constable)，这些本来观点各异的思想家们都在促成这一观念的重大转变。
自然从一个神创的发条般精准稳定的实体，转而变为一个有自身延续历史的、难以驾驭的、并且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事实上，自然成了迅速膨胀的时间(time)本身的同义词
。
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在18世纪初，自然这一概念还被认为刚刚产生没有多久。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同代人，剑桥大学的约翰·莱特福特(John Lightfoot)基于他对圣经研究的基础，经过一系列谨慎的计算后严肃地宣称，地球是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的上午9时被创造出来的。
因此，
在诸如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这样的
17世纪
艺术家的画作中，居民总是出现在一片祥和的、秩序井然的田园风光当中，
他们也就被假定为一直处于这种永恒现在的静止状态里
。
自然无谓新老——自然就是自然
。
Claude Lorrain:
The Marriage of Isaac and Rebecca
(1648)
到了1778年，自然学家布冯(Buffon)推算出地球的年龄大约是74047年。同年，一些描绘维苏威火山爆发的画作在英国展出，它们来自与韦奇伍德(Wedgwood)家族关系十分密切的德比的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 of Derby)。
这样的画作不单单是描绘庄严的(sublime)地质奇观的习作，同时也是对这一
持续出现的
甚至充满破坏力的自然现象的阐释。
到了
19世纪，人们对于地球年龄的假定开始以指数级(exponential)增长，从几万年一直到数百万年
。就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观点上的变化所引起的影响：
那时对于地质形成的研究开始从神学的范畴转而进入对历史的研究，从《圣经》式转向了一种进化论式的论述。
Joseph Wright.
Vesuvius in Eruption
. (1776-80)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自称为“在女神的自然监督下工作”的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也非常动容地说道这样的神性就像是“
珀涅罗珀在永远不停地解开她刚织好的布，永远不停地重新开始编织。
”柯勒律治的这句话实际上引用自赫尔德(Johann Herder)，这也是德国哲学开始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产生影响的一个体现。
尽管乍看之下柯勒律治的想法有些极端，但是鉴于他和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汤姆·韦奇伍德(Tom Wedgwood)以及后来的萨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se)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对于自然的观念还是很值得特别注意的。
实际上，
根据柯勒律治和韦奇伍德以及戴维的亲密程度来看，他非常有可能也参与了他们所进行的摄影方面的实验。他肯定和他们讨论过这些实验在科学和哲学上应用的可能性。
柯勒律治和韦奇伍德大约是在1797年的9月15日左右初识的。他们很快就成为密友，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有很多思想上的交流。比如说1798年6月16日，柯勒律治写道“韦奇伍德一家热情地款待了我。我与汤姆·韦奇伍德神交已久，让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蒸馏后的余渣(caput mortumm)。”柯勒律治在这篇文章中将认识了韦奇伍德之后的自己描述为“死头(dead head)”，
这是在当时的炼金术和化学中常用的术语
，意为蒸馏后所留下的残渣。因此，在柯勒律治描述他和韦奇伍德的关系时，他巧妙地把这些引用的词句和哲学以及化学交织在了一起。
韦奇伍德和他的兄弟迅速成为柯勒律治的资助人，让这位诗人能够有充足的旅费在1798年9月至1799年6月间前往德国旅行。他在那里有机会直接学习诸如康德、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等人的德国理想主义哲学。我们可以非常
放心地说，他把在德国习得的思想与资助他旅行的韦奇伍德一家进行了分享。实际上，从1797年起直到汤姆·韦奇伍德在1805年去世期间，
他和柯勒律治经常一起讨论哲学以及哲学与视觉(vision)、触觉(touch)以及心理学之间的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