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寿晨霖、张楠译，商务印书馆， 2024年）
一书中则以翔实的考据论证：美国超验主义（即F.O.马西森所谓“清教背景中的浪漫主义”）很大程度上导源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更耐人寻味的是，后者并非直接作用于美利坚的清教土壤，而是通过英国两位“德国思想供应商”——柯尔律治和卡莱尔——的译介和传播。
十八世纪末，德意志高等教育一枝独秀，由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以及哥廷根、耶拿等高等学府在古典文化、历史批评和哲学研究等领域声望卓著，也是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效法的对象——照韦勒克的看法，“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美国未曾产生过任何创见”。爱默生的哈佛导师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和乔治·蒂克诺（George Ticknor）是最早赴德朝圣的美国留学生，爱默生的兄长威廉以及霍桑的好友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不久也加入这一行列。与此同时，代表先进文化的德语在新英格兰地区也成为热门“显学”：日后“超验俱乐部”（Transcendental Club）同仁如赫奇（Frederic Henry Hedge）、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帕克（Theodore Parker）、富勒（Margaret Fuller）皆熟谙德文，他们翻译、出版了若干德国浪漫派（施莱格尔兄弟、蒂克、诺瓦利斯等人）的著作，为“德国热”推波助澜。有意思的是，1841年，富勒翻译谢林著名演讲《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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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 das Verhältnis der bildenden Kunste zu der Na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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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发现柯尔律治在他本人署名的著作中早已对此做过“非常准确的意译”。受此时尚影响，爱默生决定自学德语以便“随时查阅德文原著”——据考证，爱默生此举主要受到斯塔尔夫人名著《论德国》的激发：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起，爱默生的日记中满是从《论德国》一书中抄录的格言和轶事，这些格言在他的首部著作《论自然》中占据了显著位置。与此同时，爱默生的邻人霍桑则尝试与新婚妻子索菲亚（Sophia Peabody）一道切磋“德语的词汇和文法”——霍桑的姻亲皮博迪小姐（Elisabeth Peabody）最早将“超验”一词引入美国知识界。
早在1820年代，由波士顿唯一神教（Unitarianism）领袖钱宁牧师创办的《基督教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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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Exam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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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刊载有关德国《圣经》“高等批评”（High Criticism）的系列文章——爱默生首篇论文“关于中世纪宗教的思考”（1822）即刊发于此。1834年到1835年间，该季刊又发表了一系列阐述康德、费希特、谢林以及黑格尔等人哲学思想的论文，这些论文对“当时人称超验主义者的年轻人解读《圣经》和领悟自然的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由此也导致学界对于超验主义的诞生日期聚讼不已——较早的文化研究学者将日期设定在1819年前后，即初代美国留学生从德国大学学成归来之日；后起的倡导“新英格兰文艺复兴”说的学者则将其设定为爱默生在哈佛发表《美国学者》演讲（1837）之时，或超验主义的“福音书”《日晷》创办之时（1840）。然而，根据韦勒克的考证，这一时间节点被明确为1829年，即柯尔律治《思维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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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sto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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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出版发行之日。借用F.O.马西森在《美国文艺复兴》（1941）一书中的论断：柯尔律治是“美国超验主义发展的最为直接的力量”，他的《思维之助》“拉开了爱默生思想的序幕”，并“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超验主义发展”。
1798年，出于对德国文化的仰慕，柯尔律治偕好友华兹华斯兄妹赴德访学。回国后，柯尔律治的兴趣逐渐由抒情歌谣转向哲学沉思。在《思维之助》（1825）一书中，柯尔律治借用康德哲学术语理性（Reason/Vernunft）和理解（Understanding/Verstand）对人类世界精神层面和自然层面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区分：他将理性视为一种超感官的直觉力量，它“既是道德的源泉，也是最高形式智力的源泉”；而将理解（力）视作较为“谦卑的仆从”，它整合、对比源自感官知觉的想法，帮助我们进行反思和概括。爱默生后来在日记中曾以天文学概念作譬喻来阐明二者的关系：理解（力）形成较小的本轮（epicycle），而理性则形成较大的均轮（deferent）——“心灵的原始法则……是理性的理念；它们让理解力感到震惊。”
柯尔律治是一位有书必读的饱学之士，对德国哲学和美学的近况了如指掌，对谢林的同一性哲学（philosophy of identity）更是推崇备至（但对谢林的两位图宾根神学院同学荷尔德林和黑格尔无感）。照韦勒克的看法，柯尔律治在英国学界独步一时，和极少接触德文的华兹华斯、兰姆、哈兹里特等人“判然有别”：他不仅熟练掌握德国的辩证法体系和文艺理论方法，还通过大量著译和演讲将其引入英国学界。据统计，日后流行的文学批评术语，诸如心理学、美学，客观/主观，有机/机械，古典/浪漫，以及象征、寓意等，多半拜他所赐。更重要的是，柯尔律治的译介工作不但为英国批评家开辟出一条新路，而且也成为美国超验主义者思想的主要源头。《思维之助》出版数月后，富勒在日记中预言，“柯尔律治对未来若干个世纪的贡献……不可估量”。超验俱乐部早期成员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牧师曾经感慨：“我内心深处对原子论（atomism）这种试图脱离感受来诠释灵魂，并试图从物质中推导思维……的做法不无反感。所以我放弃了此类做法，直到我从柯尔律治那里汲取了康德的观点：知识虽始于经验，但并非直接来自经验。”
遗憾的是，向慕德意志文化的柯尔律治在英国本土并不受待见，相反却受到褊狭自大的岛国国民的百般嘲讽——与这位胸怀宽广的文化使者在美国受到的礼遇恰成鲜明对比。而他的思想学说之所以能够在北美（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引发轰动效应，首先应当归因于时任佛蒙特大学校长詹姆斯·马什（James Marsh）的强力推介。马什读到柯尔律治的《思维之助》，相见恨晚，于是设法在美国重印此书，并为之撰写长篇《序言》。作为宗教人士，马什在《序言》中开宗明义，一方面将靶心瞄准“用洛克哲学语言曲解加尔文教义的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另一方面则对当时各类文学作品在青年读者中未能产生足够正能量“深表遗憾”：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作品让读者对宗教原则漠不关心；查尔斯·兰姆的作品与之相较也不遑多让；尽管华兹华斯本人怀有崇高抱负（high thinking），但他的作品中有许多内容更倾向于“模糊的自然主义或泛神论，而非传播福音的真理”。毫无疑问，马什大力推广《思维之助》一书，旨在引导美国国民将理智与情感有机结合在一起，进而实现个人的道德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