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谁知道呢……不可能出现短路的问题（它被叫做把手，顾名思义是手动的），也不会是因为老鼠。即使有老鼠从那里经过，也不会有力气扳动那个玩意儿。那是一个老式的铁轮子（这座房子里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至少五十年以前）。再说，它还锈住了。所以，需要用一只手去转动它。一只类人生物的手。再说，我家也没有壁炉，不可能有像《莫格街凶杀案》里面那样的大猴子爬进来。①
咱们来想一想。每个果都有它的因，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抛开奇迹的可能性不谈，我看不出上帝为什么要操心我的淋浴，这里又不是红海。所以，自然的结果就会有一个自然的原因。昨晚上床前，我接了一杯水，吞下那片思诺思安眠药。所以，到那个时候为止，水还是有的。今天早上，水却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华生，阀门是夜里被关上的，而且并不是由你。某个人，某些人，当时就在我的家里。他们担心除了自己弄出的声响以外（他们悄无声息），水滴奏出的序曲会把我吵醒。就连他们也被那声音弄得心烦意乱，兴许还纳闷我为什么没有醒。他们十分狡猾，因此做了女邻居也一样会的事情，就是把水的阀门关掉。
还有什么？书籍还是像往常一样乱七八糟地摆放在那里。即使半个世界的情报机构在那里搜查过，逐页地翻找，我也不会察觉。我没有必要检查那些抽屉，或者打开门厅的柜子。现如今，假如他们想要有所发现，那就只需要做一件事情：翻遍电脑里的文件。为了节约时间，也许他们把所有文件都复制下来，然后带回了家。一旦时间允许，他们就会逐一打开每个文件，然后发现那里没有任何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东西。
他们想要找到什么呢？很明显———我是说，我想不到任何其他的解释———他们在寻找某种与报纸有关的东西。那些人并不傻，会想到我把编辑部正在进行的所有工作都记录了下来。所以，假如我对于布拉加多齐奥事件有所了解，应该会把它记在某个地方。现在，他们应该已经猜到了事实的真相，那就是我把所有东西都存在了一张光盘里面。当然，昨天夜里他们应该也光顾了办公室，但没有找到属于我的光盘。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不过只是现在），我可能把光盘放在了口袋里。他们可能心里在想，我们就是傻瓜，应该翻翻他的口袋。傻瓜？不，他们是混蛋！假如他们足够狡猾，就不会落得从事如此肮脏的营生。
现在，他们会做新的尝试，至少能找到那封被偷走的信。他们会假装是抢包的，在街上对我发起攻击。所以，我必须在他们再次采取行动之前，抓紧时间把光盘以留局自取的形式寄出去，然后看看什么时候再把它取回来。我这些念头也真够傻的：已经死了一个人，西梅伊也如同归林的小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甚至不需要弄明白我是否知道这件事，以及知道什么。出于谨慎，他们只要把我干掉，这样就一了百了了。我甚至不能在报纸上说，对于那件事我一无所知。因为只要这么一说，人们就会明白我是知情的。
我是如何陷入这件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去的呢？我觉得这要怪迪·萨米斯教授，还有就是我懂德语。
为什么我会想到迪·萨米斯教授呢？那已经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这是因为我始终觉得，我没能大学毕业是迪·萨米斯教授的错。陷入这个麻烦当中，也是因为我没有毕业。另外，在两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安娜抛下了我，因为她发现———用她的话说———我是一个习惯性失败者。谁知道我之前为了美化自己，都跟她讲过些什么。
始终没能大学毕业，也是因为我懂德语。我奶奶是阿尔托阿迪杰人，从小她就让我讲德语。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为了赚学费，我接受了翻译德语书籍的工作。在当时，懂德语已经是一种职业，可以阅读和翻译别人看不懂的书籍（当时那些书被认为非常重要），而且这份工作比翻译法语和英语报酬要高。我想，现在对于懂中文或者俄语的人应该也是一样。无论如何，要么做德语翻译，要么大学毕业，不能二者兼得。事实上，翻译就意味着五冬六夏待在家里，穿着拖鞋工作。此外，还能学到很多东西。那么，为什么还要到大学上课呢？
我违心地决定在大学里注册一个德语课程。我心里想，这门课不需要努力学习，反正我已经都懂了。迪·萨米斯是那个时代的名人。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巴罗克式大厦里，走上一段长长的台阶，就来到一个宽敞的前厅。它的一侧是迪·萨米斯主持的研究所，另一侧的房间被教授夸张地称为“大教室”，其实只有五十来个座位。这里就是教授创建的，被学生们称之为“鹰巢”的地方。
进入研究所必须穿拖鞋。在入口处，放着足够助手们，外加两三个学生穿的拖鞋。没有拖鞋穿的人，就站在外面等着轮到他。所有东西都打了蜡，我认为也包括墙上摆放的书籍，还有那些助手极其衰老的面孔。他们等待轮到自己站上讲台，而这种等待好像从史前就已经开始了。
那间教室的穹顶非常高，装着哥特式的窗户（我始终没弄明白，为什么它们会出现在一座巴罗克式的建筑里）和绿色的玻璃。迪·萨米斯教授会准点———也就是在整点过十四分钟的时候———从研究所走出来，年长的助手跟在他身后一米远的地方，年轻的学生则距离他两米，总共不到五十人。年长的助手替他拿着书，年轻的提着录音机。五十年代末的时候，录音机仍然非常巨大，就像是劳斯莱斯。
研究所和教室之间只有十米的距离，迪·萨米斯走起来却好像有二十米。他并非沿着直线前行，而是走出一条弧线，不知道是抛物线还是椭圆。同时，他还大声说着：“我们来了，我们来了。”然后，他走进教室，坐在那个犹如雕塑作品的讲台上，准备以“你们就叫我伊斯梅尔”作为开场白。
教授脸上带着坏笑。光线透过绿色的玻璃照射进来，他的面孔如同死人一般。此时，助手们启动了录音机。接着，教授开始说：“与我优秀的同行博卡尔多最近的论断相反……”然后就是两个小时的长篇大论。
绿色的光线令我昏昏欲睡，助手们空洞的眼神也同样表现出这一点。我懂得他们的痛苦。两个小时之后，当我们这些学生拥出教室的时候，迪·萨米斯教授让人把课程录音倒回开始的地方，然后走下讲台，和助手们平等地坐在第一排。所有人要一起把两个小时的课程重新听一遍。每到一处他认为重要的地方，教授就会满意地点点头。需要注意的是，这门课是关于路德的德语版《圣经》的翻译。真是过瘾！我的同学们一边说，一边用困惑的目光望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