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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贝托·埃科《试刊号》|每日读第55期

上海译文  · 公众号  · 文学  · 2017-01-05 21:24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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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呢……不可能出现短路的问题(它被叫做把手,顾名思义是手动的),也不会是因为老鼠。即使有老鼠从那里经过,也不会有力气扳动那个玩意儿。那是一个老式的铁轮子(这座房子里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至少五十年以前)。再说,它还锈住了。所以,需要用一只手去转动它。一只类人生物的手。再说,我家也没有壁炉,不可能有像《莫格街凶杀案》里面那样的大猴子爬进来。①

咱们来想一想。每个果都有它的因,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抛开奇迹的可能性不谈,我看不出上帝为什么要操心我的淋浴,这里又不是红海。所以,自然的结果就会有一个自然的原因。昨晚上床前,我接了一杯水,吞下那片思诺思安眠药。所以,到那个时候为止,水还是有的。今天早上,水却没有了。所以,亲爱的华生,阀门是夜里被关上的,而且并不是由你。某个人,某些人,当时就在我的家里。他们担心除了自己弄出的声响以外(他们悄无声息),水滴奏出的序曲会把我吵醒。就连他们也被那声音弄得心烦意乱,兴许还纳闷我为什么没有醒。他们十分狡猾,因此做了女邻居也一样会的事情,就是把水的阀门关掉。

还有什么?书籍还是像往常一样乱七八糟地摆放在那里。即使半个世界的情报机构在那里搜查过,逐页地翻找,我也不会察觉。我没有必要检查那些抽屉,或者打开门厅的柜子。现如今,假如他们想要有所发现,那就只需要做一件事情:翻遍电脑里的文件。为了节约时间,也许他们把所有文件都复制下来,然后带回了家。一旦时间允许,他们就会逐一打开每个文件,然后发现那里没有任何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东西。

他们想要找到什么呢?很明显———我是说,我想不到任何其他的解释———他们在寻找某种与报纸有关的东西。那些人并不傻,会想到我把编辑部正在进行的所有工作都记录了下来。所以,假如我对于布拉加多齐奥事件有所了解,应该会把它记在某个地方。现在,他们应该已经猜到了事实的真相,那就是我把所有东西都存在了一张光盘里面。当然,昨天夜里他们应该也光顾了办公室,但没有找到属于我的光盘。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不过只是现在),我可能把光盘放在了口袋里。他们可能心里在想,我们就是傻瓜,应该翻翻他的口袋。傻瓜?不,他们是混蛋!假如他们足够狡猾,就不会落得从事如此肮脏的营生。

现在,他们会做新的尝试,至少能找到那封被偷走的信。他们会假装是抢包的,在街上对我发起攻击。所以,我必须在他们再次采取行动之前,抓紧时间把光盘以留局自取的形式寄出去,然后看看什么时候再把它取回来。我这些念头也真够傻的:已经死了一个人,西梅伊也如同归林的小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甚至不需要弄明白我是否知道这件事,以及知道什么。出于谨慎,他们只要把我干掉,这样就一了百了了。我甚至不能在报纸上说,对于那件事我一无所知。因为只要这么一说,人们就会明白我是知情的。

我是如何陷入这件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去的呢?我觉得这要怪迪·萨米斯教授,还有就是我懂德语。


为什么我会想到迪·萨米斯教授呢?那已经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这是因为我始终觉得,我没能大学毕业是迪·萨米斯教授的错。陷入这个麻烦当中,也是因为我没有毕业。另外,在两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安娜抛下了我,因为她发现———用她的话说———我是一个习惯性失败者。谁知道我之前为了美化自己,都跟她讲过些什么。

始终没能大学毕业,也是因为我懂德语。我奶奶是阿尔托阿迪杰人,从小她就让我讲德语。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为了赚学费,我接受了翻译德语书籍的工作。在当时,懂德语已经是一种职业,可以阅读和翻译别人看不懂的书籍(当时那些书被认为非常重要),而且这份工作比翻译法语和英语报酬要高。我想,现在对于懂中文或者俄语的人应该也是一样。无论如何,要么做德语翻译,要么大学毕业,不能二者兼得。事实上,翻译就意味着五冬六夏待在家里,穿着拖鞋工作。此外,还能学到很多东西。那么,为什么还要到大学上课呢?

我违心地决定在大学里注册一个德语课程。我心里想,这门课不需要努力学习,反正我已经都懂了。迪·萨米斯是那个时代的名人。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巴罗克式大厦里,走上一段长长的台阶,就来到一个宽敞的前厅。它的一侧是迪·萨米斯主持的研究所,另一侧的房间被教授夸张地称为“大教室”,其实只有五十来个座位。这里就是教授创建的,被学生们称之为“鹰巢”的地方。

进入研究所必须穿拖鞋。在入口处,放着足够助手们,外加两三个学生穿的拖鞋。没有拖鞋穿的人,就站在外面等着轮到他。所有东西都打了蜡,我认为也包括墙上摆放的书籍,还有那些助手极其衰老的面孔。他们等待轮到自己站上讲台,而这种等待好像从史前就已经开始了。

那间教室的穹顶非常高,装着哥特式的窗户(我始终没弄明白,为什么它们会出现在一座巴罗克式的建筑里)和绿色的玻璃。迪·萨米斯教授会准点———也就是在整点过十四分钟的时候———从研究所走出来,年长的助手跟在他身后一米远的地方,年轻的学生则距离他两米,总共不到五十人。年长的助手替他拿着书,年轻的提着录音机。五十年代末的时候,录音机仍然非常巨大,就像是劳斯莱斯。

研究所和教室之间只有十米的距离,迪·萨米斯走起来却好像有二十米。他并非沿着直线前行,而是走出一条弧线,不知道是抛物线还是椭圆。同时,他还大声说着:“我们来了,我们来了。”然后,他走进教室,坐在那个犹如雕塑作品的讲台上,准备以“你们就叫我伊斯梅尔”作为开场白。

教授脸上带着坏笑。光线透过绿色的玻璃照射进来,他的面孔如同死人一般。此时,助手们启动了录音机。接着,教授开始说:“与我优秀的同行博卡尔多最近的论断相反……”然后就是两个小时的长篇大论。

绿色的光线令我昏昏欲睡,助手们空洞的眼神也同样表现出这一点。我懂得他们的痛苦。两个小时之后,当我们这些学生拥出教室的时候,迪·萨米斯教授让人把课程录音倒回开始的地方,然后走下讲台,和助手们平等地坐在第一排。所有人要一起把两个小时的课程重新听一遍。每到一处他认为重要的地方,教授就会满意地点点头。需要注意的是,这门课是关于路德的德语版《圣经》的翻译。真是过瘾!我的同学们一边说,一边用困惑的目光望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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