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必须承认的是，白银这种古老的货币形式，使当日的中国逃过了上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所有金本位国家的经济大恐慌。
本来，此时的中国，北伐已经成功，新生活运动正逐渐展开，经济已有起飞迹象。而西方，经济也已复苏。而在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实施之后，国际银价立刻飙升3到4倍，这对于直接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中国来说，等于中国货币对美元的汇价直升。其带来的效果就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感觉中国商品价格畸高，而中国民众则顿觉洋货廉价。而此时，中国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只剩下白银这一项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造成了中国银根紧缩，货币奇缺，企业无法周转，物价下跌，经济陷入恐慌。此情此景之下，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于1935年11月3日下令颁行纸币，这就是“法币”。中国历史上第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纸币。
法币采取与外汇的固定汇率制，最先绑定的是英镑，后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法币改为与美元挂钩，1元法币兑换0.2975美元。中国政府将12000万美元存入了美国纽约的银行之中。币制改革之后，货币紧缺的状况得到了缓解，商品的价格也逐步回升，出口也渐渐增加，经济开始恢复。
在当时来说，这一改革的优劣并不容易判断，但我们今天回头再看，在当时的制度之下，暂缓放弃银本位也许更加稳妥。因为，短短一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了。
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马上就被庞大的军费拖进了赤字财政的泥潭，几年前的经济增长烟消云散。虽然当时有人提出以此契机改革军制，解决军队”吃空饷”的通例以及腐败的盛行，以压缩军费减轻负担，但却无力执行。国民政府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只有通过银行垫付，其实也就是增加法币的发行量。
在抗战的初期，政府对恶性通胀尚有戒心，在孔祥熙的主导下，试图通过出售公债、税收征实及消费品专卖来抑制，甚至还出台了“节制消费”的办法。但在制度性的缺陷以及权力的溃败之下，所有手段都已失效，不仅如此，这些手段甚至还刺激了通胀规模。到了抗战中后期，通胀已经失控，国民政府虽然曾通过出售黄金，回收了800亿元法币，但杯水车薪，还拉高了黄金价格，加速了通胀。整个抗战期间，法币发行总额达5569亿元，比抗战前增长了约396倍。
抗战胜利之后，本来正是战后重建，并以此带动经济恢复的时机。而此时，国民政府却昏招迭出。
1945年9月，国民政府宣布，法币与沦陷区汪伪发行的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并且规定沦陷区人民每人只能兑换5万法币。这种带有惩罚性的措施完全违背了经济规律，造成大量法币游资蜂拥而至上海抢购，结果造成物价飞涨，无数接收大员呼风唤雨聚敛财富。这一政策直接沦为明目张胆地掠夺。沦陷区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工业生产最为集中的地区，经过这番折腾，元气大伤，民心渐失。
至1948年8月21日，法币崩溃。从抗战开始至法币崩溃，法币发行量增长了47万倍，同一时期上海的物价上涨了492.7万倍。
法币成纸让国民政府陷入了恐慌之中，唯一可以效法的，就是与古代那些帝国一样，只能通过发行新的货币来解困。于是，金圆券问世了。
宋子文留学美国，对西方货币制度非常熟悉，他推动了中国现代货币制度的建立。图为1942年7月8日，罗斯福总统（左）、美国邮政总局局长弗兰克·沃克和宋子文（右）正在白宫检视美国新发行的面值5美分的”中国抗战”纪念邮票
1948年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下午行政院会议经4个小时的讨论后予以通过。根据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的特权。8月19日，蒋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
1948年，出纳坐在钞票堆里点钱
根据《金圆券发行法》，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公分即克），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
从相关史料看，币制改革前40天可谓成功，虽然一些商品紧俏，但大部分商品价格都回落到限价之前。根据《申报》等新闻报道，当时民众竞相排队换取金圆券，中央银行窗户甚至被挤坏。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
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对于人民如此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很多亲历者确实也记录市民阶层排队换取金圆券，甚至穷人把仅有的一点首饰交出。大家相信这个政府，结果呢？1948年11月16日，根据俞鸿钧的报告，收到黄金166.3万两，白银893.7万元、银元2403.8万元、美钞4773.5万元、港元8732.5万元，合计折合1.9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