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不死，清兵难入关？丨清史观

袁崇焕就是在这一情势下登场的。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今辽宁北镇市）一战明军惨败，熊廷弼被逮下狱，传首九边，辽东局面一片暗淡。正值此用人之际，袁崇焕以外官赴京朝觐，被破格提拔为兵部主事，紧接着便出任山海关监军佥事，奔赴前线。当时的辽东经略王在晋主张退守山海关，大学士孙承宗视察山海关时，袁崇焕便请求驻守宁远，说明他已注意到宁远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他所坚持的修筑宁远、锦州等城为山海关外围防线的策略，相比当时流行的退守山海关的防御主张，在战略上更为积极，明军可进可退，存在更多活动空间。

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固守宁远孤城，击退努尔哈赤，辽东迎来一场罕见的胜利。此役之后，袁崇焕趁机请旨，修筑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加强防务。经过此次布置，又成功抵挡住从朝鲜回师的皇太极。天启七年，明熹宗褒奖袁崇焕“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2]，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天启年间，袁崇焕在辽东的成功表明，他一定程度上具备扭辽东颓势的能力。

袁崇焕在辽有年，兼具实战经验与战略眼光，因此，崇祯元年被重新起用时，仍被寄以厚望。他所提出的 “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三条基本方略，切合当时辽东的实际，并且逐一付诸实现。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一事，举措失当。

当时袁崇焕甫担大任，为避免掣肘，请求崇祯皇帝先后取消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建制。毛文龙在皮岛拥兵自重、调遣不灵，袁崇焕此举，应当主要出于事权统一的考虑。

袁崇焕虽然也承认“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3]，但他擅杀毛文龙一事及事后的布置，显得对这一地方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东江为皮岛别称，靠近鸭绿江入海口，介于辽东、朝鲜和登莱之间，毛文龙兵强势壮，能从海上形成对后金的有力牵制，时人誉之“海上长城”。

毛文龙死后，清军少了这一后顾之忧，同年十月，皇太极率兵与漠南蒙古诸部，绕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一带的防御线，从喜峰口以西防御薄弱的长城边隘打开缺口，长驱直入，威胁北京，酿成“己巳之变”。袁崇焕也因此被逮下狱，至罹极刑。

关于这一时期处置的失当，王在晋这样评价：“向使袁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作为袁崇焕的政敌，王在晋的说法不无偏见，但袁崇焕的一些“盟友”们，同样也未能给出合理解释。

可以说，即便袁崇焕不死，其生前杀毛文龙之举，也是辽东战略版图上明廷的一大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