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本书整理收录了二十余位当年的年轻人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这十四年的个人历史，他们出身、经历各不相同，在那长达十四年的战争阴云下，真是各有各的“活法”。“随军家属的战时生活”是一位女性的叙述，女性的细腻细致，使这段口述格外有趣，而从女性的角度讲述了自己的战时生活，更为难得，也更有意义。
口述者谢雪萍，1920年生于广东德庆，14岁就到广州一纺织厂做工。工厂旁有一个“仲恺农工学校”，晚上就是工人夜校，下班后，她就去上课，识字学文化。显然，如果不是中共地下党领导，至少是“左倾”学校。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广州也遭到日本军机猛烈轰炸，她上班的工厂也被炸毁，工人全都遣散。在夜校时，她从邹韬奋先生出版的《激流》杂志上，读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经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介绍即可。她在学校受到左倾思想教育、又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立即萌生了到延安抗大读书的念头。但广州离延安十万八千里，去延安要自筹盘缠，她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失业年轻女工，只得先到此时尚未卷入战火的香港一家纺织厂做工。1938年9月初的一天，她的堂姐和男朋友来到香港找她，说他们筹到路费，可以去延安。二话不说，他们一同来到广州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开始奔赴延安。她文化程度不高，但自筹经费、不远万里也要去延安的经历，可以看到当时延安、共产党的魅力之大、吸引力之强。
她记得很清楚，自己是1938年9月18日到达延安的。开始，她在抗大女生队学习，后来由于来延安的女孩越来越多，成立了几个女生队。1939年，干脆成立了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她们都到女子大学学习。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王明，办校宗旨“一是要把女大的学员统统培养成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再就是为他们延安的‘老光棍’解决点问题。当时，学校修了一个礼堂，所谓礼堂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一些长的木条凳子，能装几百人。修大礼堂讲大课，都是请些名人来讲，像艾思奇这些人都在那儿讲过课。延安所有的干部都可以到那儿听课，这就创造了一个条件，他去听课就可以‘物色’人选嘛。”（《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54页）有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回忆、研究文章，很少有将该校宗旨的“再就是”这一点说得如此明白。
有一次上课，有人跟她说话，她并未在意。过了几天，班上一东北大姐约她去市场，过了延河，看到延安城里跑出一匹马，一个空得挺挺的小伙儿骑在上面。东北大姐介绍说，这是“小广东”，然后又向她介绍说“这是张昉”，就是课堂上跟她说话的那个人。此后，时任东北干部队队长的张昉就不断约她出去，两人开始“交往”。她记得张昉第一次约她到外面吃饭，要了法国面包和“三不粘”。所谓法国面包就是馒头片裹上鸡蛋一炸，上面撒上白糖；“三不粘”就是放油蒸的鸡蛋羹，蒸完后碗、勺、筷子都不粘。在当时的延安，这是很金贵的一餐了。过了好久，才有人对她说，这位张昉是张学良的弟弟，真名叫张学思。抗战期间，张学思一直用“张昉”这个名字，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部队挺进东北，才改回原名张学思。
与张学思“好了”之后，她也就调到东北干部队。东北干部队开赴前线前夕，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几个朋友请队长张学思和政委高存信吃饭，让他们带上谢雪萍和高的女友白竟凡。回来的路上，张、高二人商量说：“干脆，咱们今天晚上结婚吧。明天在这开一个会宣布就算解决问题了。”回到自己的窑洞，她把被子搬到张学思的窑洞，就算是结婚了。第二天，1940年9月7号，举行了集体婚礼。（《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55页）延安时期的婚恋嫁娶，自有特色。
战争是严酷的，婚后部队就立即开往前线，突破重围，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在前线，她参加了几次激烈战斗。“掌史突围”，是冀中军区一次很有名的战斗，吕正操司令员曾有文章回忆这次战斗。谢雪萍参加了这次战斗，对如何在枪林弹雨中突出重围等场景的细致回忆，更加生动。
在部队，谢雪萍开始在卫生部工作，后来在调查科工作。在行军途中，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由于敌军紧追不舍，她不仅在野外生产，生孩子第三天就带着孩子一起跑。但孩子刚满月时敌人越逼越近，不得不把孩子送给老乡。兵荒马乱，一年后，经过日军“铁壁合围”大扫荡，她再到那个地方，整个村子都没人烟了，孩子更找不着了。这个孩子，她只见了一个月，就永远骨肉分离。这孩子后来存活下来了吗？如果存活下来，年近八十了，这近八十年的经历如何？可能永远无人知道，这位“农家子”其实是近代史上曾经叱咤风云、举足轻重的大军阀张作霖的嫡孙。这就是战争中女性、儿童的命运、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