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是一本非常丰富的研究著作。一方面，作者采用了多样的研究方法，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以及单案例研究和跨案例比较的结合。本书的主体内容是通过在印度拉贾斯坦邦进行深度访谈来建构的，但同时作者也进行了大规模社会调查，利用数据展示了丰富的信息，并在第6章中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在检验了因果关系，排除了替代性假说。在第8章，作者通过跨案例比较，包括印度内部比较和跨国比较，拓宽了研究的边界，证明了理论的外部效度。另一方面，作者构建了综合性很强的理论框架，参与到广泛议题的讨论中，这将在下文进一步展开分析。
本书关注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公民提出诉求(claim-making)的行动，指的是公民为争取福利产品或服务而做出的努力。
该行动具有三个重要特征：
首先，claim-making以国家作为提出诉求的对象。
作者在这里使用了宽泛的国家定义，将国家看作一系列行使政府权力、分配公共资源的行动者、制度和实践的混合。“以国家为目标”的背后隐含着对国家角色的认识：政治学对国家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从国家建构理论到福利国家理论的变迁，国家建构理论关注现代国家如何垄断对社会的控制权，20世纪福利国家理论则关注国家如何提供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以满足民众的需要(Ansell and Lindvall 2020, 13-14)。可以说，
公民提出诉求与福利国家的兴起息息相关。
其次，提出诉求是一种对公民权的积极实践(active citizenship practice)，是为了填补正式制度与政策执行之间的鸿沟。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公民权首先是一种法律地位、一种身份，以及随之具有的一系列权利与义务。本书主要聚焦公民权中的社会权利，包括获得教育、医疗、就业保障等一系列公共服务的权利，这些权利在印度宪法中得到了确认。但是，并不是法律规定的所有公民权都能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得到落实，为了填补法律规定和政策现实之间的差距，公民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就被称为积极的公民权实践。这一概念揭示了公民身份不仅可以通过行使权利，而且可以通过主张权利来实践。将公民身份视为提出权利主张的动态视角，揭示了政治创造和变革的可能性(Shachar et al. 2020, 501)。
独立后的印度采用了民主政体和混合经济模式，国家拥有广泛的权力调节和参与经济活动，并且通过立法、福利政策和计划等一系列措施来促进人民福利。但是，印度的福利政策并没有显著地促进社会公平，国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或回避了某些弱势群体的福利需求，那些组织薄弱和政治上沉默的群体往往被排除在福利政策的覆盖范围之外(Arora 1995)。也就是说，印度宪法规定的公民权不会自动实现，而需要公民通过种种方式争取，所以积极实践的动态视角对理解印度背景下的公民权尤为重要。
最后，提出诉求是一种日常的政治行动。
它发生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同于被广泛关注的关键的政治行动（例如选举、大规模抗议等），
它不以根本性变革政治制度和政策为目标，而仅仅关注政策的执行、权利承诺的实现
(Gallagher, Kruks-Wisner and Taylor 2024, 21)。这种日常的政治行动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能够将弱势群体纳入到政治舞台中。正如斯科特对农民政治的研究所揭示的，仅仅关注正式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是不合理的，这会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小农在政治上是无能的，因为对于弱势群体来说采取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成本和风险过高，但是他们会通过反抗的日常形式进行政治斗争，不能忽视这种日常行动的重要性(斯科特 2007)。作者也在书中提到，有当地志愿者告诉他，拉贾斯坦邦的农村居民没有政治行动，但是作者通过关注日常生活中公民向国家提出诉求的实践，纠正了这一武断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