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几周，用户在Facebook上“赞”过的内容就变成了默认不可见。在此之前，你“赞”过哪些内容是默认全网公开的。
但这可难不倒数据收集者们：科辛斯基始终都会事先征求Facebook用户的同意，但如今很多应用和网络调查都要求访问私密数据，以此作为提供性格测试的条件。（如果你想分析一下自己 “赞”过的内容，可以上科辛斯基的网站，然后将结果与经典OCEAN问卷相对照，比如剑桥心理测定学中心的问卷）。
但他们研究的不光是点赞记录，也不仅限于Facebook：如今，科辛斯基和团队可以仅看一个人在Facebook上发布的照片数（一个很好的外向性指标），就评估出他们的五大性格特质。但即便不在上网，我们其实也在透露各种信息。
举个例子，手机上的运动传感器能暴露出我们的移动速度和位移（与情绪稳定性相关）。
科辛斯基说，我们的智能手机本身就是一份庞大的心理问卷，我们在有意无意之间，一直在填写着这份问卷。
更重要的是，反过来也行得通，而且这才是关键：我们既可以从数据中得出一个人的心理风貌，也可以反过来，用这些数据搜寻特定心理风貌的人群：比如所有坐立不安的父亲，所有愤怒的内向者，乃至于所有摇摆不定的政党支持者。
说白了，科辛斯基发明了一种“人肉搜索引擎”。
对他来说，互联网一直都是上天的恩赐。他真正想做的是回馈和分享。既然数据可以复制，何不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这是振奋一整代人的想法，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它超越了物理世界的限制。
但科辛斯基不禁疑惑：若有人滥用他的搜人引擎，用它摆布他人，结果又会怎样？他开始在大部分研究中加入警示语。
他警告称：这种方法“可能会对个人福祉、自由乃至生命构成威胁”。但似乎没人理解他的语重心长。
那一阵子，也就是2014年初，心理学系有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名为亚历山大·高根（Aleksandr Kogan）。他找到科辛斯基，说有一家公司对科辛斯基的分析方法感兴趣，并想访问MyPersonality的数据库，让他代为询问。但受到保密协议的约束，高根不能透露这些数据的用途。
起初，科辛斯基和团队考虑接受邀约，因为这样一来，中心就能获得一大笔钱，但随后，他犹豫了。
最后，科辛斯基回忆说，高根披露了这家公司的名字：SCL，全程战略传播实验室。该公司的网站上写着：“我们是首屈一指的竞选管理机构”。SCL基于心理学建模，提供市场营销服务，核心焦点之一：影响大选。影响大选？科辛斯基惴惴不安起来，他继续翻看网页——这究竟是家什么机构？这些人都在谋划些什么？
当时的科辛斯基并不知道，SCL是一群公司的母公司。至于SCL和旗下众多分支的老板是谁，人们并不清楚，因为企业结构错综复杂，
跟英国公司注册局、巴拿马文件和在特拉华州注册的公司名册类似。
SCL的一些子公司曾涉足乌克兰和尼日利亚等国的大选，帮助尼泊尔君主打击反政府组织，有的则帮北约影响过东欧和阿富汗居民。2013年，SCL分拆出一家新公司，涉足美国大选，这家公司就是Cambridge Analytica。
科辛斯基那时候对此一无所知，但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事情开始让人反感。”他回忆说。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他发现，亚历山大·高根秘密注册了一家公司，与SCL做生意。
有赖于2015年12月英国《卫报》的一篇报道，以及《杂志》期刊拿到的公司内部文件，事情才渐渐浮出水面：SCL从高根那里了解到了科辛斯基的研究方法。
科辛斯基开始怀疑，高根的公司可能抄袭了他基于Facebook点赞记录的五大性格特质测量工具，并将其卖给了这家影响大选的公司。科辛斯基立刻与高根断绝联系，并向中心主任汇报情况。这在大学内部激起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
最后，亚历山大·高根后迁居新加坡，在那里成家，并改姓斯派克特（Dr. Spectre，直译为“幽灵博士”）。米哈尔·科辛斯基则读完博士，接受了斯坦福大学的工作邀约，移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