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他不服，一遍遍地和护士、医生申诉。他还跟医生说，我的妻子不能做我的监护人，医生说法律如此。
他觉得自己像个小白鼠。“我要做司法鉴定！”声音虽不高，语气里是满心的不甘。
答复是：“可以，出（院）去以后。”
他掉进无法自证的怪圈。“我是一个生命，一个鲜活的生命！不知道有病的究竟是谁？”
愤怒、充满怨气，泄气，隐忍，普民的心理在一点点变化。从宣称“出去后要办自己的心理医院”，到后来力图用好的表现来换得早日出院的可能。
一度，普民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病。但数月过去，拿着医院给的躁狂症患者特征，一项项比对，他发现自己悉数符合。
“语言增多，联想加快，自我评价高，精力充沛。”自从有了一点“不合主流”之念，哪项不是事实呢？有了创业梦，思维自然比从前活跃。“这个社会，80%都是由小职员构成的，他们是基石。但得允许10%-20%的跳脱、挣扎出来。”
普民想挠挠那些在他眼中“沉睡的人”，却把自己挠进了出不去的怪圈。
影片拍摄过程中，适逢立法历经27年之久的国家《精神卫生法》颁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提出了对精神障碍者实行“自愿治疗”的原则。于是片子里常常看到，有病人说，到（2013年）5月就好啦。那也曾是普民通往外部世界的希望。然而，谁能决定病人出院，依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我们就像被遗弃的孩子，迷失在森林里。
马莉把卡夫卡的这句话放在了影片的末尾，她没有掩饰自己的动机。“权力这个东西非常可怕，所有的人都被桎梏在那里。不仅是精神病院里的人被套住，其实放到整个社会也是一样的，各种驯服。驯服太强烈了。但不是那么简单地去说这个东西黑暗不黑暗，它里面很多暧昧，像乱麻一样，令我纠结。”
纪录片导演马莉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和病人待的时间长了，马莉难免会站在病人的角度看待问题。然而每每看到精神病人对无辜者造成伤害的新闻，她的心境又会相当复杂。
“比如说，这个人不能出去的原因，单是因为不能出院的禁令吗？还是很复杂的家庭原因、社会原因？一个病人出来之后，如果没有服药导致症状出来，又没有特别合适的监督机制，他对公共空间的伤害就相当大。”
普民和妻子会面，原本振振有词。当妻子哽咽着埋怨，“你算个男人吗？你有什么资格恨我？”一直耽于自己创业梦的普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外星人”
那么普民这种“被精神病”的案例，在精神病院里是怎样的存在？马莉感觉，因为观念冲突被家人强行送入院的，在省级以上医院还是极少数。北京安定医院医务处盛利霞处长说，这么多年，她只听说过北京回龙观医院有一例这种情况。“最后医生判定那个病人没病，送回家了。地方上，不好说。”
在国内，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抑郁、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排在重症精神病的前列。在马莉看来，大部分入院的重症病人，病情都很严重。镜头之下，我们发现了精神病范畴里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类别：
因为酒精而入院的人里，老秦可以和妻子好好商量换病房，但只要喝多，会将两把刀架在女儿身上；比他更严重的二杆子，没法自理，不停地对受雇看护他的小梅说“弄死你”。
有人不能控制性欲，嬉皮笑脸地冲医生说，“护士怎么不来了？我硬，难受。”十多岁的学生穆纳，每晚的睡觉问题最让陪护的母亲犯愁。他的眼睛直盯前方，不和母亲对望，说话时声音轻得如同一根针掉地：“我心难受。靠一下。”妈妈让他躺下，他拳头攥得死紧，头一下下往下落，也不敢实实靠着枕头。
有点类似的木僵症患者晓乐，没法行走，终日不语，扶起来时整个身子如同一摊沉沉的泥浆，只能被医生扶着上轮椅才能出门。“太老实了，都不会挣扎了。”和暴躁失控的病人相比，这算幸还是不幸？
妄想型的病人大明总以为大脑有人监控，在家里翻柜子，各种衣服、表壳、亮的东西都不能要，撇了好几万（家什）了。“媳妇砍我30刀。我老幻听。这病就怕你这玩意儿（摄像头）。我不杀人。不敢脱衣服，脱了他们能看见我。唉，你说，咱们是不是外星来的，小布什不是上月球卖土地吗，咱们是不是从那儿给撵下来的？”
但从头至尾，影片里几乎没有病人狂怒、打架、撞墙、歇斯底里的画面——那些世人惯常以为的精神病人的形象。
马莉并非没有遇见这种场面，但她有意识地把它们摒除在成片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