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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增量政策，包括：1）“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即允许地方政府大规模发行再融资债；2）发行特别国债用于补充银行一级账户资本金；3）扩大专项债发行，用于土地和住房的收储等；4）用于养老、助学和帮扶特困人群等。最后蓝部长还强调“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让大家相信财政政策的空间还很大，有实力来应对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
此外，财政部的发布会对地方债问题作了三点明确规定，一是“谁家的孩子谁来抱”原则不变，即不会用国债来置换或替代地方债或隐性债，地方政府所承担的债务总额并没有减少，只是利息成本降低了；二是省级政府对市县一级的债务要兜底，即是地方债的最终责任担当者；三是隐性债不能再新增了。这对于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和化解隐债都是好事，但同时也会涉及到地方与中央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厘清话题。
因此，财政的优化空间很大，包括央地财政支出比例的调整空间、中央财政加杠杆的空间和财税改革的空间。
二十届三中全会涉及财税改革有不少篇幅，总体看还是顺应了学界的长期呼吁，“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适度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因此，需要按三中全会的财税改革方向继续推进下去。目前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支出比例上存在明显的差距。有人统计，2023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总体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14%，这使得中央财政在发挥资源配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
2023年中央财政向地方下达的转移支付超过10万亿元，即超过中央财政的本级收入，这显然不太合适，因为中央财政要靠举债来维持开支。那么，是否有必要把那么多财力都给地方？实际上就是地方财力的再分配。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显著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从2022年的数据看，日本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为36.6%，美国为28.8%，法国为9.4%，中国由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没有确切数据，但地方政府的总体杠杆率水平估计在80%以上。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为何在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如此大的背景下，地方的杠杆率水平还那么高呢？首先，这与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有关，我国用支出法计算的GDP构成中，资本形成（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即便在房地产开发投资连续负增长的这几年也是如此。
其次，与投资效率有关，尽管中央要求财政支出要提质增效，但据测算，2023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ROIC（所投资本回报率）中位数已经降至0.46%，说明我国的基础设施已经总体过剩。但为了完成GDP目标，仍主要通过增大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规模来弥补房地产和消费不足的缺口。
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新质生产力的角度看，有必要调整央地财政支出的比重，本质上是厘清央地之间的事权和财权。由于人口流动、资本流动、货物流动等原因，单独一个省份或一个大城市的财政支出很难做到资源合理配置，而中央财政可以根据国家的战略部署，比地方财政在做到财政资源优化配置方面更具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