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以特别报道、文化批评和作者专栏见长的《村声》，更像《纽约客》之类的文化杂志，因此和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并不形成正面竞争。再者，就和黑胶唱片没有死去一样，美国依然有着众多热爱传统媒体长文的读者群，所以《n+1》和《Baffler》等同类别文化刊物依然活着，甚至有所复兴。
《村声》死去的原因更多源于内容的不合时宜。
确实，相比前几个十年，《村声》哪怕在纽约市内，也已经越发无关紧要了，更别说有什么国际影响，只有在它封面放上鲍勃·迪伦旧照的时候，读者才能嗅到它和狂飙突进的旧时代间若隐若现的联系。
作为一份深受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地下刊物、反文化思潮影响，编排上又类似于小报的读物，《村声》与主流自由派媒体一直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尽管主打还是文化议题，
它对纽约和全美社会运动的关注和支持都大大超过一般媒体。
2011年占领华尔街时，《村声》坚定地站在《纽约时报》的对立面，揭露其游行报道删除对抗议者有利的信息
（
https://www.villagevoice.com/2011/10/02/why-did-the-new-york-times-change-their-brooklyn-bridge-arrests-story/ ）
。2017年，当传媒都在疯狂推广华尔街铜牛对面的无畏小女孩时，《村声》默默地发了一篇《Fearless Girl Is Not Your Friend》
（
https://www.villagevoice.com/2017/04/25/fearless-girl-is-not-your-friend/
）
。
最近几年，它还全力支持纽约市的Black Lives Matter和移民社区居住权运动，尤其关注唐人街低收入者的权益。今年，它关注DSA等左翼组织的崛起，也及时报道对ICE的抗议和全美监狱囚犯的大罢工。
但《村声》又从来都不隶属于任何正统的左派阵营，它显然不会出现在美国新左派，工人运动、移民运动的历史里。
它创办的初衷是一种对公共领域的浪漫化理解，相信观点越辩越明，希望邀请市民阶层共同去设想一个更友好的城市。
它对于更广义的流行文化、时尚和本地艺术家的跟踪，的确与种族、性别等问题相交织，但依然充满了中产的情调。它尽管支持社会正义运动，喜欢站在鸡蛋一边，却几乎不会提运动背后的政治经济背景，当然也没有深入的阶级分析。换言之，它一直是以一个泛泛的左派和社运同情者的姿态，出现在文化语境下。
《村声》的政治光谱，有点类似于写作《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赖特·米尔斯。他们都是民权运动前后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关心草根群体的福利，信奉一种定义模糊的平权和社会正义，强调知识阶层和其他文化精英对公共话题的介入性。客观上，他们一方面担当着自由派和传统左派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也成为了真正左派激进主义传播上的阻碍。它们给当时的精英提供了一种道德崇高，又相对安全的批判方式。
在过去，《村声》的这种模糊性恰恰成为它早期发展的动力。《村声》成长于简·雅各布斯大战摩西的那个现代主义蓬勃发展的50年代末。雅各布斯发起的一系列反对高速公路、保卫都市运动，曾经得到这份报纸的鼎力支持，它的支持也为自己吸引到了稳定的读者群。当时，《村声》只需要告诉大家它要为草根发声。尽管草根的概念是模糊的，读者也能自动对号入座：
我们都是普通的都市人，都市人都支持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