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特别是对平台经济模式的BigTech的评估。翻阅美国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对“大”的恐惧一直深藏这个国家的心底。从19世纪开始，《反托拉斯法》几次宝刀出鞘，锋芒所至皆是大工业企业、大金融机构。然而更令其精英阶层担心的是，BigTech又何止于“大”，除规模外，他们通过互联网平台经济模式在传统的市场、企业两分的资源组织模式之上，又建构了平台生态这一新的机制。不过，其线上建构的过程与线下解构的过程相伴随，在平台生态内生机盎然的同时却也输出负外部性，对企业乃至经济整体发展都存在消极影响。
饶是如此，但美国鼓励创新的态度依然明显：
从监管到学界，不少声音主张互联网平台经济负外部性的出现更多是监管机制没有及时跟上而造成的“公地悲剧”。
比如在对Libra的监管上，美国国家决策层对其推出虽然嘴上挑挑拣拣，但内心还是视为亲儿子，重点是要满足一定“规矩”，服从国家“需要”，而不是一概禁止。
有鉴于此，对于互联网平台经济，正确的态度不是开历史的倒车，退回到那个其实也并不存在的“前互联网”美好时代，恰恰相反，是创新而非守旧才是真正直面和解决问题的选择。对照我国也是如此，一方面，我们过去的问题乃在于创新不够，质量不高，貌似高大上的技术表象下，其实不少是拿不上台面的“N-1”式的伪创新；另一方面，在企业基于互联网的快速成长下，监管机制也没有及时跟上，于是就有了监管不力与监管套利。展望未来，在区块链、人工智能、信息科技等关键领域跟进和把握制高点，同时形成与高新技术相适应的新商业模式及与互联网平台经济相适应的新监管机制，将成为创新竞争的突破口和胜负手。
进一步地，第二个话题就涉及到了
互联网企业能否涉足金融服务
的讨论。就在Libra争议仍在风口浪尖的当下，“不嫌事小”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又抛出了《让大型科技企业远离金融操作》的草案。有意思的是，行政当局的操作却与之相反，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Facebook已经获取了货币服务牌照，其配套钱包Calibra也已经申请到货币服务商牌照，还在申请支付和有关牌照。这就委实有了几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阴谋气息。
其实，美国精英阶层乃至主流舆论对议会这波因噎废食的操作也并不都感冒。像在针对Libra的第二场国会听证会上，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副主席Patrick McHenry就表示“华盛顿必须避免成为扼杀创新的地方，不能因为我们暂时无法理解技术创新，就选择禁止”。另外，历史及现实也告诉我们，一者，从来也不存在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反而是金融机构更多是从经营其他门类的企业的副业中脱胎而来；二者，从信用卡到移动支付，金融行业每次具有革命意义的创新突破，无一例外不能缺少外部资源的输入；三者，金融从本质上是一种服务而非特定机构，能否开展好业务靠的并非“根正苗红”，恰恰相反，作为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调配资源的行业，科技公司凭其创新能力反而具有天然的优势及亲和力，成为科技公司甚至成为高盛等老牌金融机构的转型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