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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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什么是“贵族”？“贵族（ aristocrats ）”在古希腊语中是“最优秀的（ aristos ）”一词的派生词，意为贤人、大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把贵族定义为道德高尚、情趣高雅和（ 最后才是 ）富裕尊贵的人；而对那些富裕尊贵但道德低下者，古希腊人并不称之为贵族。而是称之为寡头（ oligarchs ）。

贵族是高贵的——因为他们是幸运者，他们没有受到社会不公正的侵害。贵族的确是高贵的——因为他们心系不幸者，他们抗议并纠正社会不公。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看来，贵族与寡头之别就在于：前者维护社会正义，而后者只谋一己私利。

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要求公正，这是不奇怪的。但倘若一个社会里只有不公正的受害者才要求公正，那就如同只有被偷窃者才反对盗窃、只有被杀害者才反对谋杀一样，这个社会还可救药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之有“贵族”，有为不幸者呐喊的幸运者，实为社稷之福，兆民之庆。

古今中外，但凡尚有活力的社会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出身贵胄之家而甘为平等理想受苦赴难；如狄更斯笔下的查理·达奈与雨果笔下的朗特纳克侯爵，政治态度截然相反但都对受苦百姓有深切的博爱之心；痛斥传统的虚无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公爵和珍爱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列·托尔斯泰伯爵，主张虽殊而对黑暗现实的抨击如一，出身类同而道德文章的浩然正气更似。在我国，清末出身官宦之家而为共和民主奋斗、民国时出身富贵之门而投身工农革命者，更是史不绝书。这些先贤，无论其“主义”如何，都已超脱了既得利益的藩篱，表现了一种高贵的精神，也就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贵族精神，它是一个社会的精神脊梁，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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