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起初，有一批货是以3:2:1的比例装箱的。3是“特朗普”，2是“希拉里”，1是“桑德斯”或“克鲁兹”。但很快，“桑德斯”和“克鲁兹”就从生产线上消失，成为摆放在样品室中的陈列品。“桑德斯已经被干掉了。”杨帆说。就像他几年前看到的那款“奥巴马”，已经停产很久了。
从政治人物相互角逐的命运中，陈隆找到了自己的商业逻辑：必须不惜成本不断开发新产品，以防止被市场淘汰掉。“一旦停下来，就意味着必须退出这个行业。”他说。
这种危机感有一部分源于整个制造业。2008年初到义乌时，从每家每户赶工的盛况中，陈隆觉得自己见证了中国制造业最辉煌的时刻。那时，他甚至坚定地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
他眼里衰败的迹象从两年前开始。先是周边的工厂接二连三地倒闭，很快，那些过去出手阔绰的义乌朋友，“连饭都吃不起了”。过去，一到春节，镇上满街都是外地口音，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足足有14万，如今，这个数字变成了2万，夜幕降临，镇上立刻黑压压一片。
陈隆感到，黑暗中有一只老虎在追着自己跑，虎口大开，等着一口吞掉他。他不甘心像周围那些落败的工厂一样，依靠价格战消耗掉自己。他意识到，必须抛掉中间商，直接对接终端，根据终端的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
如今，有1万多款不同造型的面具被摆放在300多平方米的样品室里。陈隆常常在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上发现与自家产品相似的商品，但他没有侯忠丽那样不确定，他看上去野心勃勃：“没关系，你永远都是跟着我的步伐在走。”带着点儿胜利者的姿态，陈隆挺直腰板，伸出一只手指，指了指空气，又指了指自己，重复道：“不是我跟着你的步伐，是你跟着我的步伐在走。”
从亚马逊上的买家留言看，总统面具多被用在万圣节或日常派对上。
Haleigh证实了这点。如果有人戴着政治人物的面具来表达立场，她会认为对方在恶搞。事实上，那张希拉里面具她只使用了一次——在万圣节夜晚，戴着这张面具与朋友一同敲响邻居家的门，说“不给糖就捣蛋”。她已经很久没碰过这张面具了，也想不出可以再次使用它的场合。
而为了确保Haleigh等美国顾客能尽早戴上这些面具，侯忠丽和工友们加班的日子已经持续数月了。对一家工厂而言，按时交货永远被排在第一位。
最近有段时间，从早上7点半开始，工人每天在岗位上劳作13小时。夏日的车间燥热难耐，睡意通常会在下午3点时达到高峰，为了抵抗疲惫，他们有时会站起来干活，或者在车间里走走。
在这里，“特朗普”与“希拉里”是一张张软趴趴的乳胶皮。从模具中取出后，它们被整齐地倒挂在一排排弯钩上等待风干，差不多像东南沿海家家户户晒咸鱼那种场面。进入喷绘车间后，数不清的“特朗普”与“希拉里”被随意堆放在蓝色框子里，只在刚刚喷完漆或上完色时，才有被整齐排列等待晾干的“特权”。多数时候，两位政客看上去并不风光，他们的眼珠与鼻孔被挖掉，与魔兽里的古尔丹、美国队长的盾牌和造型恐怖的娃娃为邻。
700多位工人就淹没在这些码得高高的蓝色框子及一个个比他们脑袋还大的面具中，淹没在乳胶、颜料与汗水混合产生的气味里，神情有些木讷。见到陌生人，他们并没停下手上的活，但目光会一直跟着，面对陌生人的微笑，他们脸上会浮过一丝不知所措，然后继续盯着，穿过柱子，穿透距离，好奇又防备地盯着。
这里的每件产品都有编号。编号是一串难记的数字，为了方便记忆，工人们会自发给产品取代号。
希拉里在车间的代号是“美女”。侯忠丽想不明白，这个“老太婆”年纪这么大了，为何还要在唇上涂这种颜色艳丽的口红。在侯忠丽21年的人生中，唯一的一支口红是2015年结婚前自己买的。丈夫比她大几岁，相识一个多月后，在侯家的菜地里，捧着一把当晚就下锅的菜，跪下来求了婚。
婚前，侯忠丽拿着丈夫给的钱郑重其事地到城里买了一支玫红色口红，六十多块钱。那支口红被她放在抽屉中，没有多少使用过的痕迹，偶尔心血来潮，她会在宿舍对着镜子抹两下，出门前，又匆匆擦掉。
现在，每为“希拉里”涂一次口红，她就可以有1毛3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