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许知远
对，我在北京。很多年前我就读过您的书，觉得您的整个人生历程特别传奇。来香港之前，我又重读了您的《邓小平时代》，开篇讲麦理浩去见他，也是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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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高义
我运气很好。邓小平的女儿我认识，陈云的秘书我也认识，还有来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中国学者也帮助我了解情况。能用的人都用过了。（笑）
许知远
您身上的能量很惊人，怎么能保持这么多年呢？
傅高义
我认为要跟年轻人、跟能干的人接触，他们会给你能量。当然我也是没休息。现在八十九岁了，要休息一下。
许知远
但是我看您的行程，太紧张了，我很惊讶。
傅高义
没想到老人家还这么做。（笑）
许知远
您对外界的那种好奇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傅高义
你知道，我当过两年兵，1951 年到 1953 年，那时候我在部队医院工作，是专门研究精神疾病的医院，所以我对人的心理非常有兴趣。还有就是，有一位老师告诉我，要了解自己的社会，应该了解外国的社会。他说欧洲跟美国的文化太接近了，建议我去日本。所以我拿了奖学金后就到日本待了两年，一年是学日语，一年是研究日本社会的家庭情况。我本来打算回国后教美国社会学方面的课程，但是回来以后我对研究外国更有兴趣，就开始研究日本，后来又开始研究中国。
许知远
当时是什么样的机会来做中国的研究呢？
傅高义
当时费正清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应该有人专门研究中国，他们决定培养一批年轻人。所以 1961 年，我三十一岁的时候开始转向研究中国。我们那批人本来是学社会学、经济学的，没有研究中国的，等于是现学。
许知远
过去的这些社会学训练，对于您研究历史有没有影响？
傅高义
社会学有几种做法，我个人研究的方法以两个为主：第一是交朋友，要多了解人的思想跟历程，所以要和人成为朋友；第二，我在哈佛的老师，塔尔科特·帕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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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都试着理解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不管是政治、经济、价值体系、宗教、家庭结构……他的目标是要比较系统的学习，对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要了解，这一点影响到了我。所以我也尝试着理解整个宏大的背景，然后试着找到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
许知远
您在美国俄亥俄州小镇成长，那段经历对您的世界观有影响吗？
傅高义
我想我的价值观和我在一个温和的中产家庭长大有关。我生长的小镇大概有一万人，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徒聚居的西部小镇。我父亲是个犹太小商人，他的性格很好，和镇上所有人都很熟悉。我也是个好学生，老师对我很好，我和同学的关系也很好，直到现在每隔几年我们都会重聚。父母去世后，我把钱捐给了我的母校，用于本地历史研究。我的家乡带给我很深的感受，这让我很重视建立社区，建立友谊。
在哈佛大学时我负责东亚研究的本科课程，我在学生之间建立了一个社群，希望学生们能彼此成为朋友，也希望导师可以和学生成为朋友。这个实验很成功。所以我始终认为建立一个有着坚实友谊的社群是非常重要的。
许知远
今年是《日本第一》这本书出版四十周年。现在回头看，在半个世纪的“亚洲故事”中，第一个是“日本奇迹”，然后是“亚洲四小龙”，接着是中国大陆的故事，您挑选的故事后来都变成意义重大的话题。这是怎么做到的，有什么秘诀吗？
傅高义
可能是幸运吧！
许知远
运气可能会帮您一次两次，但长期的成功……
傅高义
那我先说说日本吧。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美国的早期移民家庭以及情绪障碍儿童的。所以当我进入对日本的研究时，最初的课题是日本儿童的精神健康问题。结果有一天，我研究的一个日本家庭说，你知道吗，日本的工薪族家庭与其他家庭是很不一样的。这让我灵光乍现，我感觉这可能是某些大的议题的切口。
战后日本出现了新中产阶级，这并非只是财富上的增加，也造成了日本人家庭结构的改变。新兴大企业里的员工，他们的家庭结构和日本传统的小商人家庭如此不同。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便成了我的新课题。一旦我有了这个大的视野，很多现实中的细节就更清晰了。这就是我第一本关于日本的书《日本新中产阶级》的由来。
我写《日本第一》的方法也很类似。从 1960 年到 1975 年，我每年都去日本，每次待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 1975 年到 1976 年，我去了日本整整一年，当我在那里生活的时候，我意识到日本是真的在崛起。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从一个有趣的现象开始，观察和思考大的图景是怎样的，真正重要的现状又是什么。这个方法有点笨拙。我的几本大书，都是这样诞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