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国学者维克多·尼在研究新制度主义时提出，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新的社会分层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前，以权力和政治意识作为分层标准；改革开放后，市场将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机制得以实现。由此，他还拓展出了“
权力贬值”假设
。但维克多的理论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首先，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农村确实出现过明显的“权力贬值”现象，但这种权力贬值随着地方党政部门对农村控制的加强而逐渐弱化，而且，农村的现象不可以推而广之到整个中国社会，城市不一定存在同样的权力贬值。其次，现实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反驳了权力贬值理论，曾经的价格双轨制给权力影响资源分配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间，造就了一大批经济上的社会上层，但政治分层只是受到弱化，并没有完全消失。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社会现实中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分层明显弱化，但“政治分层”的影响转化为以体制权力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为基础的“体制分层”形式，体制权力在相当程度上参与甚至控制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和相对意义上的“市场分层”共存，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形成竞争甚至抗衡，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格局，在阶层分化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就是阶层分化中
体制权力与市场机制同时
发挥社会资源分配的“
传统体制一市场机制”模式
。
“市场机制一传统体制”模式下的社会资源就像“奶油一巧克力”双色蛋糕，奶油相当于市场机制下所分享到的社会资源，而巧克力相当于传统体制延续中所分享到的社会资源，中间阶层就是双色蛋糕烹制过程中的一个分享阶层。社会中每个人都会从社会资源中分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蛋糕，中间阶层就是获得的
社会资源蛋糕大小类似
的若干社会群体的集合。同时，蛋糕里奶油与巧克力成分比例的大小，相当于中间阶层各社会群体之间
获得社会资源方式的差异
，有的更依赖体制权力，有的更依赖市场机制。如果把权力和市场作为一条线的两端，其中每一点同时对应于某个中间阶层群体获得的社会资源来源于权力和市场的份额，所有的点所代表的这两种份额的加和相似。城市中间阶层所内含的各个群体的
“双色蛋糕”各有特色：(1)基层公务员最接近权力，也最远离市场；(2)中小规模自营者资金来源纯粹市场化；(3)企业白领更接近市场；(4)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据了大面积的模糊带，同时拥有体制内的资源和市场化资源；(5)“城市新地主”完全依靠传统体制获得原始房产资本。在体制依赖和市场竞争各占一端的利益资源线形结构中，他们分别占有不同的位置。虽然他们的社会资源的拥有形式与来源方式不同，综合体现在职业稳定性、社会保障、市场收益、上升空间、资源寻租等多个方面的差异，但他们所得到的
社会资源含金量
却大体相似
。在体制资源和市场配置之间，无论是偏执于一侧，还是左右逢源，中间阶层总能够抓住一块属于自己的蛋糕。
此外，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在资源获取上也存在冲突，因为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并不是相安无事、和睦共处的两种分配机制，而是存在着博弈式的竞争与冲突，这种
资源分配的冲突
体现在三个方面：
(1)体制分配下和市场分配机制下的中间阶层所获得的资源极为不平等，比如北京的许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单位占有了大量房产，并且占用了市区中价值最高的地段，“城市新地主”、机关公务员和“事业人”凭借体制优势无偿或低价格获得了这些房产资源，就使得流通到市场上的房产资源减少，并拉动了商品房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其他中阉阶层群体，如企业白领、自营者要购买商品房产，只能选择远离市区的地段。(2)体制分配下和市场分配机制下的中间阶层，在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过程中也不平等，体制内的中间阶层有相对优势，比如隐性收入成为当前中国的一大特色，这些隐性收入有些直接来自市场主体，而且这些隐性收入是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白领几乎要缴纳全额的个人所得税，因为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工资薪酬，是显性的。
(3)权力体制直接介入市场分配中，与市场主体争夺资源，比如许多事业单位及其个人显性或隐性地进入市场化，他们不光在参与市场分配的对候依然享受体制内的资源。而且在参与市场分配的
时候能够充分利用体制内的垄断或优势，在与市场主体的竞争中处于明显优势。
中间阶层在意识与态度上的冲突表现在三个层面：(1)
阶层意识
，在中间阶层内部彼此认同属于同一个社会层次，并在交往中相互可以接受；然而，主要依靠市场分配机制的中间阶层对主要依靠不合理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并不认同，并存在利益上的实际冲突。(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