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必完美的制片人实验｜特写

基于之前长片的合作，两人已经形成默契，大到整体价值观和类型，小到情节的推进动因，都会经常互相讨论。

两人的相识要回溯到2018年的一场创投。闭幕酒会上，王曦德走到四娘面前说，“我觉得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制片人”，在接受到明确的邀请后，二人深入地沟通了一番并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

在此前和其他导演合作时，四娘就有意识同步导演对内容的审美，所有他们看过的片子自己也会都看一遍。王曦德则更为主动地给了四娘三批片单，依次分类按顺序排好，每次看完都会交流看法和收获。后期习惯已经养成，新上映的片子、正在创作的剧本都会随时看随时聊。

四娘认为，如果长期以来并不了解对方在想什么，到了事务层面的推进，就无法去挽救创作上的问题，“大多数项目失败或者是最后大家相处有难堪，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充分沟通，然后会根据投资数量的多少来放大激烈指数和灾难指数”。

制片人的工作是个黑匣子，外人不容易看到他们在全程如何承接每一链条，润滑各种状况。除了职业素养的要求，学习和沟通的意愿更需要来自于内心对于这份事业的认同。

四娘在以制片人身份进入电影行业之前，有过五年时政记者经历，大学时期就跟着CNN的战地记者做过非洲难民报道。后来有一次去地震前线报道，灾区条件有限，四娘五天后洗澡时能看见黑水顺着身体往下流。

诸如此类的微小细节，反而让她真实地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存在感，后来也出现在她剪辑纪录片的机房和拍电影的片场。“一些感受力的东西都是相通的。”剪辑是独自编织不同拍摄素材，以完成一种私人化的表达，成为制片人后，则是更加结构性地组织人员搭建项目，去共同完成电影作品的整体表达。

今年九月，第六期FIRST剧情片实验室也落地成都惊喜影展，王曦德凭借悬疑类型剧本《搁浅》入选，而四娘是为数不多的一同前往的制片人。

在最初的全员破冰环节，四娘抽到了一个关于项目遇到困难如何解决的问题，念出问题后，丝毫没有考虑地回答道，“这没什么好纠结的，我是制片人，解决问题就是我的工作”。

一对一的剧本“诊疗”环节，王曦德在与导师交谈起剧本的处理时，经常下意识将目光投向一旁的四娘，而她也总是能接住每一个阶段的对话。导师杨庆在结束时感慨，“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好制片真的不容易”。

杨佐罗同样也是FIRST制片人实验室的入选者之一。在纽约大学学习电影研究期间，因为经常帮身边导演专业的朋友们去现场帮忙，从而意识到自己可以往制片方向发展。

2018年，杨佐罗和四娘共同制作了一个恐怖短剧集《夜行猎车》，后来还一同尝试过策划恐怖影展，由于一些现实因素未能落地，但最终在FIRST的协助下如期举行演讲部分。2019年《夜行猎车》项目得到了FIRST的支持，进入了产业放映板块并获奖。直至目前，它依然是唯一一个在FIRST电影节放映过的剧集项目。

以这个项目为契机，杨佐罗后来又陆续加入了《夜行猎车》导演苗的几个长片项目，成为其制片。这三年来，两人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类型化尝试。长片《你的脑海》曾经入选过富川奇幻电影节的创投板块，后来考虑到剧本还有可以优化的空间，又参加了第五期的FIRST剧情片实验室。

今年，杨佐罗收到了来自FIRST的参与首届制片人实验室的邀请。根据她以往的制作经验判断，实验室的拍片任务更像一场极限挑战。

9月6日，明确获取了十万元拍片机会后，短片《加班，见鬼了》进入了筹备期。7天的前期筹备，拍摄2天，再加后期，一共14天时间。

考虑到预算有限、时间紧张，杨佐罗决定在一开始就要简化制作上的压力，使用了密闭空间和桌面电影元素。基于以往对于类型化的探索，一天之内，她和苗就写出了短片的故事大纲。

根据以往经验判断分析出故事具备可行性后，很快就推进到下一步。杨佐罗找到了一些有过合作的人，“这样就不需要再花时间去磨合、沟通，是很稳的，可以直接开始干”。

但制作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危险"。本来沟通的一个办公室实景当天突然得知不能拍了。重新找到合适的棚已经是晚上十点，凌晨两三点美术完成置景。

后期也很紧张，剪辑只有三天左右的时间，但他们认为“这样反而能把人逼出来，一些问题急中生智最终还是能解决的”。

和他们的长片项目一样，从前期开发阶段，杨佐罗就与苗一直非常深入地沟通，创作陷入泥沼时，两人也能从不同视角推动彼此向前推进。所以从制片角度，杨佐罗就能很清晰地明白导演的需求和核心表达，并为之匹配适合的主创和演员。

去年年底，苗和佐罗参加了剧情片实验室的剧作工坊，根据导师建议对《你的脑海》剧本进行了一些调整，并将一个惊悚类型片转变为了科幻题材。同时，制作的难度也成倍增加了。几个月后，项目在实验室的拍片季获得了十万元拍摄短片的机会——用来“校准”而非精准体现长片或做其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