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矛盾的风险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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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社会分化纵深发展形成的社会结构性断裂风险。当前社会转型是建立在精细化的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愈来愈精细的社会分工至少在两个方面制造矛盾的风险：第一，分工精细化发展意味社会生产与生活环节及流程的不断延伸，工艺的复杂程度增加。这在客观上削弱了整体性社会活动的可控性，众多环节中其中一个稍有不慎，都有可能酿成不可估量的风险。第二，社会分工形成的社会阶层矛盾。专业分工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职业与行业的高度分化。而职业或者行业认同与社会权力、价值地位是相对应的，由此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基于阶层之上的利益意识，在社会冲突理论的观点中，利益、权力、价值与观念的差异是所有社会矛盾与冲突产生的根源。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使它在社会分工中不占优势。亚当·斯密曾经指出，“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像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所以农村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矛盾没有淡化反而加深了；另一方面，有意识的改革政策使农村社会阶层结构正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阶层结构的变动实际上也是利益与地位格局重新分割，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在没有很好的利益协调机制的情况之下，因利益冲突形成的矛盾势必会明显增加。

非均衡的风险分担机制

贝克认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这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和威胁的规避或疏导，完全超出了个人的控制，风险后果的承担实际上演变成为了一种涉及利益与责任分配的公共政策问题，它有赖于合理的社会风险分配机制。这正是影响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因为，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背景下，正如风险学家们所陈述的那样，“风险总是以层级或依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财富积聚在顶部，风险却积聚在底部”，我国农村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弱势、既往城乡“二元”发展的政策惯性、农村公共参与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削弱了其风险分配对话能力。实践表明，很多风险明显有往农村地区转移的趋势。这些风险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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