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如何确定促投资和促消费的政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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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经济大循环的角度看应该促投资还是促消费

2020年，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为经济循环畅通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但国内大循环很长时间以来就存在堵点，如面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等长期问题；自2012年底至今，我国的PPI在大部分时间内均为负值。今年国际大循环又受到一定阻碍，原因是特朗普上台后实施高关税政策，尽管贸易谈判最终结果尚不明朗，但预计今年出口将出现负增长，这可能又将导致一批出口商品会转向内销，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

对此，是否需要大力促消费及提高投资效率，已不再是争论焦点，当前更应聚焦于扩大消费。这些年来民间投资增速总是在零和负值中徘徊，且2021年后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房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每年增速均约为-10%左右。此外，房地产市场的不振和较低的产能利用率拖累经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减少，隐性债务压力加大，地方债务（一般债加上专项债）增速大致为GDP增速的三倍以上，这势必会打击地方政府的投资意愿，也影响了国内经济的良性运行。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推动居民部门消费增长已成为必然选择。

二、从居民收入结构和增长率看如何才能促消费

促消费一方面是要提供良好的消费场景且适销对路，但另一方面，是要让居民收入增速加快。由于我国居民部门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不到40%，而大部分国家都在50%以上，如美国为68%，日本55%，印度60%。故要提高我国居民部门的消费水平，应该让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目前居民收入增速基本与GDP增速同步。增加居民收入，还可以从提高社会保障，如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让居民敢消费。

此外，从居民收入结构不平衡的角度来看，促进消费的关键在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 从国家统计局家庭调查大队的抽样调查结果看，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徘徊在43-44%之间，这一比例显然偏低；但另一种统计，即从国民经济平衡表下的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60%，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这60%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份额各占多少并不清楚。因为两种统计方法的差异高达16个百分点，如果按照居民可支配收入接近国际平均水平60%的占比，我国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就不应该那么低；如果按照44%的占比，居民存款总额似乎又不应该那么高（截至今年四月末，居民银行存款已达到160万亿元）。因此，可能的解释是中低收入群体在居民可支配总收入的占比中不高。这就需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从而提高他们可支配收入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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