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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坚持生态优先，扎实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人民法院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主动把对环境的司法保护从审判阶段延伸至判后环境修复阶段，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功能及时有效恢复。
丰富预防性司法保护措施。
充分发挥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先予执行等制度功能，避免生态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司法解释，云南法院依法审理绿孔雀保护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案，被联合国评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典型案例。
服务流域生态环境修复。
立足审判职能，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种生态要素系统治理。浙江法院设立“重修复、兴业态、促融合、能富民”一体化生态修复基地；河南法院打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福建法院设立森林碳汇司法修复基地；湖北法院设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基地旅游专线，让“看得见的正义”转化为“走得进的风景”。长江流域各级法院在三江源、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等重点区域，共设立综合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基地717个，综合发挥审判、修复、教育、治理等功能，做实长江保护治理“后半篇文章”。
把恢复性司法落到实处。
优化用好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等特色举措，探索适用技改抵扣、碳汇认购等适应“双碳”工作要求的司法举措，为长江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提供更多更优修复选项。重庆法院创新修复方式，建设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及时救治长江鲟等珍稀鱼类，在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铺设人工鱼巢，促进鱼类资源增殖。
三是坚持绿色发展，有力促进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人民法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助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充分体现在每一个案件办理、每一项司法政策引领中，服务推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从量变到质变跃升。
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严守长江流域发展规划、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加大对生态环境科技、绿色低碳技术等创新成果的司法保护力度，在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纠纷案件中强化司法保障。四川、云南法院依法审理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用水保障案件；安徽法院出台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意见；上海法院审理长江口码头公司破产重整案，依法指导破产管理人边重整边治理环境，实现企业重生、生态保护和债权人利益最大化有机统一。
服务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依法审理涉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等新型权益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服务“双碳”指导意见。广东法院依法审理碳排放权交易结算案件；福建法院探索林业碳汇损失赔偿计量规则、支持认购碳汇修复生态；贵州法院审理跨省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案，促进优化煤炭产能配置，助推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湖南法院依法认定涉虚拟货币“挖矿机”的买卖合同无效，对能源消耗过度和碳排放量巨大的行为亮出司法“红牌”。
保护传承弘扬长江千年文脉。
依法惩处长江流域破坏文物、名胜古迹、人文和自然遗迹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对长江文化遗产和红色文化遗产的司法保护力度。江西法院审理三清山巨蟒峰生态破坏案；贵州法院审理“梵净山金顶摩崖”石壁刻字案，引导社会公众提升保护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法治意识；江西、重庆等法院通过设立专门法庭、建立保护基地等方式，逐步构建起长江流域古建筑、古村落、革命文物、石窟寺和题刻碑刻等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司法保护网，妥善处理保护和利用、传承和发展关系，善用法治之力守护长江文化、赓续千年文脉。
四是坚持改革创新，全面提升长江流域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水平。
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部署要求，结合长江流域保护的系统性、整体性特点，扎实推进流域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建设。
持续完善审判组织体系。
长江流域各级法院因地制宜设立环境资源专业审判机构、组织982个，重庆、南京、昆明、郑州、成都、合肥专设环境资源法庭，在江河源头、自然保护地、特色产业地等区域设立专业法庭、巡回审判站，形成覆盖全流域、系统完整的专业化审判组织体系。青海法院设立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家生态法庭联动；四川法院推广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核心、辐射省内三大流域的“纽扣法庭”；陕西法院在长江流域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设立环境资源巡回法庭16个。
深化跨域司法协作机制。
加强金沙江、岷江、沱江、乌江、嘉陵江、汉江等长江支流保护协作，流域内各地各级法院搭建三江源、秦岭沿线、三峡生态长廊、大熊猫国家公园、环丹江口水库等多个跨省司法协作平台，共签订司法协作协议343份。江苏法院在长江特大非法采砂案中，实现全国首次跨省移交生态环境修复资金；重庆法院委托云南法院在生态环境受损地开展环境修复，打破区域条块分割，促推全流域系统治理。长江流域各级法院间司法协作“串珠成链”“聚链成群”，服务长江流域及重点区域系统保护和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