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按照某些人的观点，不能这么拼命不能这么压榨孩子不能这个不能那个，那合着底层人民就该一辈子烂在泥里看不到上层空间的太阳了？阿米尔汗带着两个女儿这么拼命，就是用血和泪拼出了一条上升通道，这是底层人民注定要付出的代价。不要说女儿们的辛苦训练了，即便是父亲，也要向这个社会、这个客观现实低头：
毛主席说过，吃饱饭是首要的问题，父亲为了自己的生计放弃了理想选择了工作。他解决了吃饭问题，能养活四个女儿，自然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就有了让女儿去追求梦想的权力。想改变命运，就必须要付出，必须要超乎常人的付出。凭借着艰苦的努力、坚定的意志和一点优秀的基因，女儿们终于获得了向命运说不的权力，她们不用十四岁就匆匆嫁人，不用一辈子与锅碗瓢盆为伴，她们有足够的实力去选择自己的伴侣选择自己的人生，她们更向世人证明了男孩子能做到的成就，女孩子同样也可以。父亲也实现了为国家培养一位世界冠军的梦想，可以说，他们已经非常棒了。
关于网络上对《摔跤吧！爸爸》的种种争议，我想起了一部国产电影《背起爸爸上学》。与印度的女孩子通过摔跤改变命运一样，我们国家穷人的孩子们也有一条给他们的上升渠道
——教育。
《背起爸爸上学》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看的，根据甘肃庆阳中学生李勇的真实事迹改编。电影中农村孩子石娃自小丧母，与父亲和姐姐相依为命。石娃该上小学时，正值成绩优异的姐姐升入初中。但因家境清贫，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父亲便用一把铜勺决定了弟弟石娃去上学，姐姐则不得不中途辍学。石娃刻苦读书，考进了省城的师范学校。但此时，父亲却在干活时不幸摔伤，导致瘫痪在床。石娃想放弃读书，父亲为了不拖累儿子尝试自杀。最终石娃决定背起爸爸去上学。
为什么我看了《摔跤》之后想起了这部电影呢，大三的时候，我在学生会里分管辩论队，有一次辩题就是跟《背起爸爸上学》相关。在讨论的时候，一些辩论队员发表了如下的看法：石娃的父亲既然丧失了劳动能力，那石娃就应该放弃学业尽早打工，你说家里都这么穷了父亲都这样子了还有什么书好读呢，赶紧打工挣点钱不好么，再说读书读出来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
……这些观点获得了辩论队成员的广泛认同，我有一点感觉很不对劲的地方当时没有想明白，现在我想明白了，这至少反映了三层社会问题：
第一是社会的割裂，是准精英阶层对下层人民选择的不理解、甚至是歧视。重点大学里，还是辩论队，肯定素质都不差，但是他们认为这样的穷人接受教育是浪费，早早打工不行么，说白了就是对穷人连一条挤破头的上升渠道都不肯给你了，你要努力向上爬就揶揄你，就跟《摔跤》的某些评论一样：不明白你们底层人那么拼命干什么呢，烂在泥里不好么？第二是教育资源的不平等，既然在重点大学的辩论队里，能达成这种共识，说明没有这样穷苦的孩子在我们的辩论队里，否则他肯定会用自身经历来反驳这样的意见，虽然说样本量小了点，但是以小见大这也能说明问题。第三就是社会上升渠道的狭窄，即便读了大学出来，也很难找个好工作，所以辩论队员的观点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他们肯定有这样一种潜意识认为读一个大学跟辍学打工相比不会产生什么阶级晋升的差异
——这也是广大农村中“读书无用论”的根源。这些才是最可怕的问题。
一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看不同观众群体的反映，以及这种反应背后所代表的社会问题，是我们最值得分析的地方。
（二）
高考
教育，是底层人民的一条重要上升渠道；而高考，则是鲤鱼跃龙门的一个关键点。
我们近代，就经历了这样一个伟大的
“上升渠道革命”，当代学者研究了北京大学、苏州大学1949-2002年中，所有学生的家庭出身情况，并完成了著作《无声的革命》。作者认为北大和苏大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中国精英大学：北大作为中央直属的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苏大作为江苏省属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主要体现了省级区域精英教育的生源状态。作者将两校共约15万本科生的父母（家长）职业、入学前学校、家庭居住地、院系专业以及性别、民族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和编码，并加以分析。
作者研究发现：
1928—1949年间中国累计有大学毕业生18.5万人，以1949年底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比例接近万分之七，略低于清代举人。1949年前，中国精英大学的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作为社会中下层的工农子女几乎无法侧身其中。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
工农获得了大量高等教育机会，其中在六十年代达到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