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至1924年，霍尔的遗产已分给三十余所机构，仍有一千四百多万的余留。铝比铁轻，又不生锈，突然那么便宜，从船舱到厨房用具都有市场，铝业公司业务兴隆，却屡被政府以垄断市场为由起诉，因此，戴维斯急于找到能付诸绝对信任的人，以接管霍尔的遗产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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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
此时的燕京大学尚处在发展阶段，共有三个学院：文理学院
（男院）
由洪业管理，女院由费慕礼
（Alice Frame）
管理，宗教学院由刘廷芳管理，洪业所任职位相当于学校的教务长。身为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在1919年就职后，便立意办一所培育精英的大学，彼时正在为筹款奔走。燕京大学的副校长路思义
（Henry Winters Luce）
在司徒雷登与戴维斯之间牵线搭桥，安排了司徒雷登与戴维斯的午餐。两人父亲都是牧师，有共同语言，显然谈得很融洽。司徒雷登过后告诉洪业：他们吃完午餐上咖啡时戴维斯才问他为什么需要钱，需要多少钱。司徒雷登急得满头大汗，随口说一百万，戴维斯马上说好，让他很后悔没有多要。从这一点可见戴维斯对司徒雷登绝对信任，也可见他急不及待要把遗产赶快分发完，了结这件事。
推动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的另一关键人物，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多纳姆
（Wallace Donham）
。他曾在哈佛校长私人资助下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进入波士顿银行工作，随后返回哈佛担任商学院院长。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习经历，给予多纳姆工作上很多启发。譬如，法学院有“个案教学”的模式，即围绕一个话题或方案集体讨论，最终确定解决方案，多纳姆也将其引进商学院，这一创举推动了商学院的发展，也令多纳姆受到同僚的敬佩。此外，多纳姆还主持哈佛的募捐事务，他听说霍尔遗产还有大笔金额，但必须用于东欧与亚洲的教育，遂在1924年拜访戴维斯。戴维斯建议多纳姆去和司徒雷登商量，共同构拟一个合乎遗产条例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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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纳姆，哈佛商学院第二任院长
(Wallace Brett Donham, 1877–1954)
然而，当时的哈佛大学对中国研究感兴趣者寥寥无几：历史系柯立芝
（Archibald Cary Coolidge）
开设“1872年后的远东”这门课程，是哈佛大学第一次开设与亚洲有关的课程；哲学系伍兹
（James Haughton Woods）
研究梵文和佛教，所以对日本与中国文化颇为关切，曾于1921年邀请赵元任在哈佛大学教汉文，后来赵元任又推荐了梅光迪继任；此外，对中国最热心的是在哈佛博物馆任职的兰登·华纳
(Langdon Warner)
，他曾从敦煌带走一批壁画，因此希望能利用这笔经费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多纳姆与司徒雷登在商议后达成共识：创办一个独立的东亚文化研究机构，即“哈佛燕京学社”。其中，设立托事
（trustees）
九人，三位代表哈佛大学，三位代表燕京大学，三位为中立方。燕京大学可以利用该款扩充其图书馆，设立硕士课程，把杰出的硕士送往哈佛大学深造，同时美国学者也可到燕京大学进修。哈佛大学则可利用该款扩充博物馆中的亚洲收藏，创建中日文图书馆，加强亚洲课程，并资助美国学生到中国学习。为使哈佛大学的介入更合理，筹备过程中还提出哈佛大学可以协助训练亚洲学者运用西方治学方法，哈佛大学博物馆可以帮助亚洲人认识自身文化等等。哈佛燕京学社的总部设在哈佛大学，燕京大学只是一个办事处，哈佛大学因而占据地理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