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胡、杨二位均是有教养的高级知识分子，尽管在出任主编的排名前后略有芥蒂，如杨廷福曾对简修炜说：“我这个教授还排在副教授的后面。”但在总体上是互相补台，顾全大局的。所以在上海会议后的次年，又有黄山会议之行的安排。黄山会议期间，杨廷福成了众人簇拥的明星。因为杨氏年岁最大，求学最早，闻见最广。更兼他博闻强记，数十年前的学界往事，如同亲历。后来我听参加会议者转述，他们学着杨氏的宁波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如同杨氏就站在我面前上课一般地娓娓道来。杨先生是个有学问又有温度的学者，他跟你闲谈能最大程度地靠拢你，和你贴心，使距离感消失。这与其说是他的本事与能力，更重要的恐怕是人格魅力吧。遗憾的是，黄山归来不久，在例行的体检中，杨先生被查出患了肺癌，虽经竭力抢救，终告不治。
1984年5月，在青岛召开了《魏晋卷》的第三次定稿会议。杨廷福逝世的消息已经传开，胡守为首先致词表示诚挚的哀悼。他回顾了杨先生对本卷编写事宜的辛勤奉献，也讲起杨先生治学的扎实严谨。他提到他所见杨先生用毛笔工楷抄写的《唐律》全文，杨氏的书法以方正遒劲著称，他的一丝不苟在悬腕临池的作品上也可窥见一斑。胡守为以此为例，激励同仁们继承遗志，推进本卷撰稿审稿的质量与速度。本次会议之所以定在青岛举行，是因为胡守为拟请国内治魏晋史的“亚圣”王仲荦前来，参与审定已经成型的部分词条。用胡守为的话来说就是“请王先生为我们壮胆”。王仲荦重然诺，将胡守为寄给他的稿子全部读完了。那时他编著的《北周六典》已向中华书局交稿，这是一部如同北朝会要的资料大全的政书，他很自信自己对现存于世的北朝典章制度的理解已有曲尽其妙的透彻的掌握。他告诉与会的编委，已交稿的《大辞典》的《魏晋卷》的这部分稿子质量是“可以的”，请主编编委“放心”，“继续干下去”。有王仲荦这样的权威肯定，当然对大家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们在青岛下榻的黄海饭店濒临海边，在审稿之余，我和胡守为，还有贵州大学的王兴邦几次结伴去海边游泳。青岛的海水呈墨绿色，与东海、黄海的黄褐色迥然有异，煞是可爱。有一次游泳前，我忽然想起陈寅恪大名中的“恪”字的读法，标准语音是ke，但学界很多人却读que。我向胡守为请教。这时才1984年，距后来陈寅恪“热”还早多年，似乎很少有人关注。胡守为说，他也没考证过这个字的几种读法，只听陈夫人唐筼在家中直呼为寅恪（qie），也许是他们江西方言的古音。
1985年，《魏晋卷》在广州郊外西樵山宾馆定稿，一个月后，胡守为邀请辞书社编辑前往审稿。我随室主任谈宗英同去。胡守为带着助手林亚杰、谭世保在那里忙碌。那时我已在辞书社整整工作了四年，做过《大辞典》的《史学史》《宋史》《辽夏金元史》等分卷的编辑，有了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的经验，自忖已非当年“吴下阿蒙”。当夜我和老谈就翻读中大已经决审的稿子，不由得吃了一惊。词典的人物条目，一般均以人物本名为词目，释文中不再出现本人名字，以被动句式完成对人物行迹的叙述。这已是历史辞典约定俗成的铁律，干净又简明。如遇释文中人物多，只要没有指称误解的可能，可以“他”字代称，不以本名省称代称之（如不以“操”代称曹操，不以“懿”代称司马懿），但《魏晋卷》的人物稿均不循此例。虽然这些改动不很困难，然已经历了上海、黄山、青岛三轮定稿阶段后，仍有这种初级的毛病存而未改，不禁使我们诧异。我和老谈共同想到蔡美彪、杨讷主持的《辽夏金元史卷》早在第一、二次集中定稿时已消除了这种舛误，不由得佩服蔡公他们。当《魏晋卷》同仁明白后，谭世保感慨地说，“你们要是早些日子来，我们也不至于到今天处理这些问题了。”胡守为当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已有两年多，分管科研及外事交流等工作，还要拨冗指导研究生，忙碌是可以想见的。这次学校特批他赴西樵山定稿一个月，实在也是给《历史大辞典》很大的面子了。无奈其他工作还在挂号等候“就诊”，只能暂且叫停。我们也只能返回上海，很繁重的其余部分定稿事宜只能由胡守为、林亚杰、黄永祥继续干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