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气节，求学，追求自由、解放，这些东西，随着西南联大的师生进入昆明，就都带来了。中国社会还是非常崇礼的，就像我们云南省主席都是恭恭敬敬的，龙云每个礼拜都请教授讲课，不管听得进听不进，首先是个姿态，他的意思是，我们整个社会都要向联大的先生们求教，这样就形成一个精神领袖的格局。
老百姓也跟着学啊，人家老师说了，怎么怎么办。西南联大的学生，也到中学任教，所以整个带下来的这种气息和思想，就像潮流一样，自上而下地影响着昆明。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一个巨大的贡献。这样，时时刻刻都知道打到哪儿了，退到哪儿了，哪儿胜利了，让老百姓也开始关心国家的疾苦，也知道我们为什么挨打，我们的孩子要送去上学，再裹着脚还要挨打。一下子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知识分子的气节：不必言传，只需身教
气节这个话题，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受重视的。任继愈先生就跟我说过，中国人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汉奸，一旦骂你是汉奸，比挖你的祖坟还要厉害，等于你是出卖了一切，从家到国，这是不能容忍的。这种气节，和人的命运，和家国捆在一起，这样的教育，从西南联大包括战争时代的许多文化人，他们自己首先就做出来了。就像老百姓说的，你看人家原本不知道过得多舒服，见都没见过，忽然呼拉拉都过来了，过着比我们还穷的日子，照样教书，乐呵呵的，不投降。这是事实，不用说教。最好的教育就是不说教。
北平沦陷，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转移的时候，他们也曾想过，这千辛万苦的，毕竟北京城还是比较舒适的做学问的地方，文化人很多，不管谁来了，办报啊什么的也都需要，从个人的饭碗和生存来说，携儿带女的南迁，也不是那么太愿意。但我觉得事情总是这样的，大多数人都属于求生存，逐水草而居，一家人能够安安稳稳的，首先考虑这个，但是每一个阶段，我们这个民族总有一些站得高、看得远的优秀的人，他们一做起来就能带动整个群体。
在我拍的那个纪录片
（五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
里，大家也都看到了，陈三立老人，北平一沦陷，人家劝他逃难，他非常气愤，他就觉得五朝古都，我岂能够离开逃难，人家来劝降，他就拿扫帚扫出去。日本人打进北平，中国人当时是毫无准备，也没办法准备，因为国力弱啊，准备不起来。老人就绝食绝药，在家呆着，就这么活活饿死，谁劝也不行。这是义士。
日寇铁蹄踏进了故宫，不能在这种情况下生存，这就是老一代。他们这个世家实在很了不起，上面一代是维新的，被慈禧太后迫害，一代一代都是盼着国家兴旺。有人说这是满清遗老情结，我不同意，那辛亥革命他为什么不自尽，民国时期怎么不自尽，还好好活着，儿子陈寅恪照样在清华教书。他是想看着国家能否变好点，绝对不是殉清朝，而是日本人来了。不是说改朝换代，不愿意看到变化，变化要看怎么变，这次是要亡国了。
陈三立一家（左一为陈寅恪）
陈寅恪父亲的遗体还停在家里，日本人就来请他，日本人想抓住一两个领袖级的人物。人如果能够生活得容易一点，谁也不想往艰难处走。但是父亲的遗体停在家里，陈寅恪还是连夜出走，他父亲也绝对能够明白，因为不能让日本人抓了，抓了就是人质，不投降就只有一死。我干嘛要死，我还有学问，还想给中国写通史，还要教育人啊，对国家对学问文化都有责任。国家可以亡，文化不能亡，陈寅恪怀着一代人的文化使命。
日本人并没有用枪指着他们家，反而对他们很客气，但他们挺身而出和日本人展开猛烈的对抗，这一下把很多知识分子惊醒了。早先也许还会有人说，日本人来了，反正打仗是国家的事，军队的事，咱没办法，我也不愿意他来，他打进来了怎么办呢？我关起门来读书嘛。但是后来不对头了，不能把生和死当成个人的事，也不能说，还有碗饭吃就可以，跟日本人绝对要誓不两立，因为他要你做的事是你做不出来的，比如说取缔了所有中文，全部学日文，所以那些年轻人没办法上学，谁愿意学日文，不是当成外国语学，而是当成国语学。
还有，每天都要对太阳旗敬礼，它整个让你的个人尊严无法容忍，还威胁到生命，你要不鞠躬，不光是尊严的问题，不是抽你耳光的问题，是一刺刀的问题。所以日本人也逼得他们觉醒了，因此前前后后形成一波波南迁的大潮。这就是中国人和中国知识界，这个民族不屈不挠，一定要反抗，就是山河可以破碎，但我人得走，我不会服从你。
这就极大地教育了还没有沦陷的地区的人民。所有人都知道，沦陷区那么可怕，那么血腥，那么屈辱，我们最敬爱的先生们，我们国家这些最宝贵的人，都不愿意呆在那里。所以他们来到昆明，我们就是一个国家的人，不是这个省那个省，我们必须顶住，不仅要顶住，而且还要打回去。
这种高风亮节，这种气节，不是用语言说的，而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都不用讲，他一上去，北方口音一说，现在战争怎么样，从他们的阅历，从他们拉家带口，就可以看出我们整个民族处于什么状况。陈省身先生当时准备从欧洲回清华教书，结果刚到上海，清华已经迁到长沙了，于是就追着去了。陈先生说，也不知道回来能干嘛，就觉得应该回来。
家里着火了，回来该干嘛干嘛，逃难的时候帮着拎东西也是好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有知识的一群人，最有智慧的人，他们的回来，使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所以知识分子的南迁，南迁路上的行为，就是另一个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就是气节。这种气节不是那种贞节牌坊，而是不做日本人的奴隶。气节不是装样的，在那种时候，就是个体与国家所秉怀的一种自尊，我是要生存要吃饭，但是我要有尊严地生存，我不能在日本人的刺刀下生存，逼着我向不是我祖宗不是我祖国的地方磕头。
这就给整个民族整个的社会民众立了一个标竿，人就得这么活，我们不能被人家欺负着生存下去，一定要站起来。这也是今天必须要提的事情，很多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人不知道这些，还说为什么要说“日本鬼子”，好象对人家日本人不尊敬，你是没有经历过南京大屠杀这些事，我不说其它的，我父母亲身经历的，讲给我听的，日本人也像希特勒、像当年的德国人一样，他还不像强盗抢东西，夜里遇上了，给你一刀，夺物而逃，他是想让你知道你是不配活的，这个地方是他的。
日本人的飞机飞到昆明，整个昆明是没有防空的，全部是裸露着的，日本飞机飞得很低，慢悠悠的，绕绕，玩玩，他才开始扔炸弹，根本就不怕你的，就好像是逛游乐场。市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开始都跑出来，就听见日本人在上面笑，他也不扔炸弹，用机枪在上面点射。就听见尖叫，一群人散开，有几个人倒在血泊里，有人扑上去叫爹叫娘，一片哭喊。然后上面一声笑，这群人又躲到另外一个巷子里，日本的飞机又慢慢地飞过去，对着又是一阵扫射。你想想，这是在干嘛，是打猎还是杀鸡，他像打苍蝇一样打中国人，这就是在中国人心中积累的仇恨。
这就是我要说的，西南联大的一个重要精神遗产，就是气节。
日机轰炸后的西南联大
来到昆明以后，西南联大的教授和老师常去大观楼和黑龙潭。大观楼有中国最著名的最长的长联，180字，孙髯翁著的，他是明末的一个遗民，不想投降清朝，那时候有很多遗民都跑到云南来，就像陈寅恪说的，自古以来云南这个地方，很多落魄的皇帝、贵族、社会精英，经常因为政权的更迭，跑到这里来，会留下很多优秀的文化，底蕴是很深的。以前很多人以为云南是蛮荒之地，就是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地，其实是极大的误解。像大观楼180字长联，实际上寄托了一番朝代兴亡的慨叹。
黑龙潭，西南联大的老师教授也特别爱去，像罗镛，还做了一些文章。黑龙潭有两池水，中间有一座小桥，互相是通连的，但是一池水是清的，一池水是浑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明亡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薛尔望，他带着全家人，包括他的一条狗，人称“义犬”，就是很讲义气的狗，都投水而死，后来人家捞起来以后，在水池边修了墓地，包括义犬也是有义犬冢。有一池水永远是清的，表示他的那种清澈永载清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