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玉之术 / 桑克：帕特里克·卡文纳及其长诗《大饥荒》丨《当代·诗歌》202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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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实与饥荒

诗人莫琳·加拉格尔在《帕特里克·卡文纳——是神秘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2013年3月《戈尔韦评论》）中指出：“在爱尔兰，有一种在凯尔特神秘主义神殿前烧香的趋势。帕特里克·卡文纳的诗长期以来就一直被用来为这些想法提供可信性。”这也就是说，莫琳并不赞成把卡文纳的诗全部归于神秘主义的说法。当然，我们早就知道影响力极大的叶芝和其他一些诗人一向服膺神秘主义或者玄学传统，势力甚大。

莫琳集中火力对准的是另一个学者乌娜·阿格纽的文章《帕特里克·卡文纳的神秘想象》。我能理解乌娜，更能理解莫琳。她们强调的点实在是不一样的。按照我对莫琳的理解，她认为卡文纳的诗主要还是源于缺乏保障的物质贫困和缺乏启蒙的精神贫困，正是由于这种双重贫困才剥夺了许多爱尔兰成年人的婚姻计划，而片面强调神秘主义则有可能淡化了真正的现实主义问题。这可能就是卡文纳与叶芝的根本区别，但是按照老说法说卡文纳只是现实主义的、叶芝只是神秘主义的，我也觉得并不十分妥当，因为卡文纳仍旧具有相当的神秘性。

诗人就没有不神秘的，但是我们此刻强调现实主义部分有其具体原因。对卡文纳来说，这与历史饥荒有关，也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爱尔兰现实有关。卡文纳笔下的《大饥荒》还可以译成《大饥饿》。饥荒强调广度，饥饿强调感受，侧重点不一样。只不过我此刻更倾向于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判断而已，而换一个时间我可能就会把译名改成《大饥饿》。从全诗观察，粗看满篇都是生理饥饿和精神饥饿，细看处处都是政治饥饿和道德饥饿的幽魂。

《大饥荒》的写法与艾略特《荒原》的写法同样复杂，它不仅包含各种经验（尤其乡村经验），也包含对爱尔兰文化各种层面的精心处理。厉害的是，它并不直接书写肚皮饿得咕噜响，而是着重书写粮食和人。这里的粮食就是当时爱尔兰最重要的食物来源——土豆。土豆/马铃薯是卡文纳的目标靶心之一：“用四齿叉搂起枯茎，注意不要让土豆/从后挡板掉到不平坦的通道上——”（第1节）“然后他在土豆堆上鹿一般蹦蹦跳跳，/把土豆捡到筐里。”（第12节）“帕特里克·马奎尔，这个老农民，既不该死，也不值得吹嘘：/他即将安息的墓地只会是一块深耕过的土豆地”。（第14节）

卡文纳没有像电影《都灵之马》那样细致地描绘农民每天吃土豆的情景，而是把土豆置于全诗各个角落。它既是氛围构成，又在时时暗示土豆与饥荒的表面勾连。因为真正的饥饿或者具有杀伤力的饥饿另有构成，比如土地的饥饿——土地的贫瘠造成了社会的贫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大饥荒》从十月起笔又终结于十月。左看右看十月都具有特殊性，无论文本还是内涵。即便对十月问题不加深究，只从起始周期来说，还是能够看出这是一个略带神秘的逻辑闭环，这与斯万指出的卡文纳在诗中始终遵循的“情感运动”模式极为相似。“情感运动”模式基本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从一个消极记录开始，关键词是“消极”；第二个步骤是将消极记录上升为对美好事物的期盼与希冀，关键词是“美好”；第三个步骤也就是最后，是重新回到消极甚至绝望的状态，关键词是“消极”。“消极”-“美好”-“消极”，这种“落-起-落”的逻辑闭环模式恰恰反映出老光棍马奎尔的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挣扎与绝望。

而马奎尔消极的个人命运是从土地开始的——黏土是道，黏土是肉身，/土豆采集者好像机械化的稻草人/沿着山坡移动——马奎尔和他的人。（第1节）

这是《大饥荒》开头三句。在初译稿里，我将“道”译成“词”。“黏土是词，黏土是肉”。黏土与爱尔兰关系密切，可以说它是爱尔兰土地的核心特质。我个人认为这句诗指出了黏土的双重性质，一个是精神性的“词”/语言，另外一个是生物性的“肉”/肉体。词与肉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爱尔兰人和土地复杂而密切的关系早已渗透在爱尔兰文化传统和社会传统之中。如果我们想要比较透彻地理解爱尔兰人，首先就要理解“黏土”/土地这个关键词。面对叶芝或者卡文纳的诗，这一点非常必要。后来在和翻译家少况的交流中，我获得极大助益。他建议我将“词”译成“道”（随后相应地把“肉”调整为“肉身”）。这样或许更能体现卡文纳对性与灵性的双重关注。“马奎尔和他的人”，说明马奎尔是一个小农场主，有自己的人/雇工，所以他的性悲剧和土地悲剧比一般雇工更能说明问题。而且这种悲剧中还带有一种批判性的滑稽成分，卡文纳在《作者手记》里说：“《大饥荒》是悲剧，而悲剧是有待发展的喜剧，并不是天生的。”喜剧萌芽就在悲剧泥土里。

“世界看着，/谈着农民：/农民没什么可担心的；/在小小的抒情田地里，/他犁地，播种；/他吃新鲜的食物，/他爱新鲜的女人，/他是自己的主人；/在开始的时候，/农民生活是单纯的。”（第13节）马奎尔作为农民代表，他的生活就是农民生活的样本，虽然他的老光棍生涯并不具备完全的代表性。其实这也是奇怪而特别之处，一个为土地繁殖而工作的人，自己却没有繁殖的任何可能性，这种对比反差之强烈恰恰可以证明问题的严重与悖反，恰恰可以说明悲剧的程度之深。“没有农民之基，文明必死”，这是长诗的核心之一。它高度强调农民/农业对于文明的基础作用，甚至说“农民是没被损坏的先知的孩子”，这为读者理解马奎尔的形象起到了部分纠正与校勘之用。在这种基础上进行的批判会更深刻，读者的同情之心也会油然而生。

马奎尔对于女性的无用性是值得同情的。他被土地牢牢困住也值得同情。他面前摆放的这条“软弱而苍白、真实而不幸的道路”正是被卡文纳认定的《大饥荒》的精髓所在，而这条道路却是“一匹拱着周边草地的病马正找一个干净之地去死”。马奎尔虽是病马，但是他仍旧把自己的终局之地设定为“干净之地”。这是他关于最终获救的想象。

3.光棍汉日常

《大饥荒》塑造的马奎尔形象是卡文纳对世界文学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这一形象又清晰又复杂。清晰的是光棍汉形象，复杂的是它的构成。

对于这一类爱尔兰光棍汉，卡文纳的诗句向来锋利而深刻。比如“男人们大步跳过犁沟，/迷失在从来不需要一个妻子的激情中”。没有妻子的单身生活会形成一种“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自我暗示，而这种自我暗示又分明具有自我欺骗的成分。再比如“他现在不确定妈妈是对的，/当她赞美一个把田地当作新娘的男人的时候。”“把田地当作新娘”这句非常精彩，一方面表明马奎尔对土地的钟爱，另一方面则体现出马奎尔母亲对他单身的讥讽。马奎尔自己的“不确定”则意味着他对单身生活终于产生了怀疑，或者说他的生理欲望并未死透。

马奎尔的性状态与性心理，诗中都有暗示与明示。比如“他大腿上待着一条无能的虫子”，暗示他的性无能。比如“但是他的激情变成了一场瘟疫，/因为他变虚弱了，他携带着模糊的/渴望接近的心目中的女人，/至少每一周肉欲都必须出现那么一次。”以一周为周期的肉欲如何解决读者只能猜测与想象。比如“马奎尔厌倦了/冲没有靶子的目标开枪，/回到胡萝卜和卷心菜的地头，/再次来到太监也能成为男人的田地里，/生活比野蛮更糟糕。”这类表现自慰和土地贫瘠的诗句曾经被迫删除。这与《尤利西斯》的出版命运极为相似。当时爱尔兰警方根据1939年《紧急权力法案》认为《大饥荒》的某些诗句“淫秽”。虽然出版《大饥荒》的库拉出版社逃过一劫，但是《大饥荒》仍旧难逃被删改的命运。

这种删改就是鲍德勒化。库拉出版社是叶芝的姐姐利莉·叶芝和罗莉·叶芝创办的。她们帮了卡文纳大忙。

“再次来到太监/也能成为男人的田地里”，土地贫瘠犹如没有生殖能力的男人。这是《大饥荒》的诗眼之一。“太监”这个词的出现使问题变得非常严重——自慰至少还保有单身汉解决性欲的基本方式，而“太监”则将这种方式彻底否决与取消，等同于阉割。由此可以判断出马奎尔的生活底色，同时也可以判断出田地/土地的贫瘠如同太监一样没有任何创造力。没有粮食创造力的土地和没有生命创造力的人才是《大饥荒》的真正来源，而性饥饿又常常被粮食饥饿所遮蔽，所以莫琳·加拉格尔才会说：“忽略《大饥荒》实际上是指性饥饿这一事实——自始至终涉及化成死灰的孤独自慰——也是在加剧失明。”没有创造力的生命，只有精神失明的人才看不见这一残酷的事实。《荒原》描绘文化与社会绝境，《大饥荒》则显示类似绝境的历史特征和生理特征或者生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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