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哀乐中年〉招待影剧界》，香港《大公报》1951年4月23日）
；另一家真光戏院，也在5月底获权放映《哀乐中年》，此时广告已直接地将该片称为“本年度最卖座影片”了
（电影《哀乐中年》广告，香港《华侨日报》1951年5月30日）
。事实上，彼时彼刻，这部影片的大受欢迎可能还有一个隐秘却重大的缘由，恰在于它是“三年前在旧上海摄成的国语片”，对于影院里的南下观众来说，影片里旧境旧景、人生哀乐与浮世悲欢，都在召唤和触动他们。
紧接着，情感的拉丝更细更密也更长的《不了情》在国泰戏院登场。电影海报上有对“健康的主题”宣告：“揭露旧式婚姻的病根！指出男女恋爱的正道！”
（电影《不了情》广告，香港《大公报》1951年5月21日）
；也有以导演之名趁热打铁的召集：“《哀乐中年》导演桑弧又一巨献”“本院连满一百一十场之《哀乐中年》大导演”
（电影《不了情》广告，香港《大公报》1951年5月24日）
；不过，比导演名更居视觉中心、字体也更大的是编剧“张爱玲”。此时的张爱玲，还在解放后的上海：她以笔名“梁京”在《亦报》上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桑弧期待这是她“创作生活上的再出发”
（叔红[桑弧]：《推荐梁京的小说》，上海《亦报》1950年3月24日）
，她也以这个笔名为桑弧导演的新片《太平春》写了影评；她还在夏衍的关注下，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因为《不了情》，她的名字出现在香港海报和报纸上的时候，《十八春》已在报上连载完，她可能为单行本的出版忙着修订，也可能已经在着手写中篇小说《小艾》，几个月后它又将在《亦报》上连载。
《大公报》上的《不了情》广告
影片《不了情》在国泰戏院的上映时间不长，从5月23日到31日，仍是“连日满座”，似乎应和与印证着海报上的那句：“人孰无情，谁能遣此”？
那些天里，独自走进国泰戏院看《不了情》的，有一位张爱玲的读者：
在看《不了情》（一九四七）之前，我对于它的编剧者和导演是有一些好感的。编剧者是女作家张爱玲，善于描写女孩子的心理，我读过她的小说集《传奇》，觉得酸涩中颇有甘味。桑弧的导演以细腻见长，《哀乐中年》（一九四九）是一个即使在时间上说来也还不能淡忘的记忆。所以虽然叔叔约我去参加“派对”，我还是推却了。我看悲伤的片子有时难受得会哭，怕朋友们会笑我感情还是那么脆弱，所以这次去看《不了情》，一个人也没有约。
这样的文字“显然”出自一位年轻女性：爱读书也爱看电影，知性而善感。她对张爱玲的文学作品的评价虽只三言两语，却能让读过的人有所会意，没读过的增添了解。她叫“姚馥兰”，在香港《新晚报》副刊“下午茶座”里写影评专栏，5月8日刚开张——那是在《哀乐中年》在国泰映完后不久，她没赶上为之写点什么，直到《不了情》上映才有机会表示仍“不能淡忘”。她的“馥兰影评”专栏以谈论大仲马原著改编影片《几度山恩仇记》（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现译为“基督山伯爵”）开场，这部首映于1934年的好莱坞影片，当时正在香港重映。到底是率真烂漫的女孩子，一篇影评就泄露了作者的性别、籍贯与周遭，她的形象和性情也跃然纸上。文章开头即“叔叔”的问话与她的回溯，收尾则是她观影回来，与“谟”的交流对话，寥寥几句，却情境感十足：
叔叔说，“这张片子在上海映的时候，你还拖着小辫子上小学，你不是曾为大仲马这本小说着过迷吗？”
的确，我生命中曾有过一段时期充满着对英雄的幻想，曾躲在房里整天读大仲马的历史小说。
看戏回来，谟问我印象如何，我说“不差，就是结尾我不同意。原书几度山了结恩仇之后，携了美丽忠诚的海伊黛，遨遊海上，不知所终。有‘人似风中入江云，情如雨余黏地絮’之妙，令人无限低回，怀念不已，电影中却使他和曼珊黛重修旧好。”
谟笑笑：“团圆总是好的。”
（姚馥兰：《几度山恩仇记》，香港《新晚报》1951年5月8日）
中间部分的具体评论，显示了作者不俗的文艺修养与品鉴能力，遣词造句尤显委婉柔和，也会忍不住说笑打趣，如同亲切灵动的邻家女孩在聊天。“馥兰影评”差不多日日更新，这位当时稀有的“女性”影评人，有意识地营造起女性特质的限制视角，同时呈现“她”的日常生活：出现尤多的是在香港与之生活的叔叔一家，包括叔叔、婶母、小表妹阿玲、表弟丁谟、胖子表哥等，他们错落有致地现身，七嘴八舌地提供不同人群的观影感受，这些构成了电影批评实质内容的前置语境，让读者觉得轻松自然、可信可亲；在此基础上，姚馥兰又与普通邻家女孩拉开距离，呈现沉稳好学、知性善解的一面，传达自己的电影观点，引导读者理解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