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做硕士论文之前的几年，以景军教授、翁乃群教授为代表的国内学界前辈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引介西方医学人类学。碰巧那时我正痴迷于当代法国哲学，从福柯到让·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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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似乎人人皆谈“身体”所能激发出的新理论空间。一年级行将结束，当时还是“青年教师”的关凯教授在一次课后把我单独留下，邀请我加入联合国人口基金西班牙千年项目的一个研究团队。从那年的五月末开始，我跟着关老师不断往返于亮马桥与民大校园之间。从最初的项目论证到调查工具的设计，又一轮从零开始。关老师在加入学界以前长期从事民族事务的实际工作，特别在意研究方法上的严谨性。那年夏天我们在中缅边境的两个村寨里待了一个月，从“现代妇幼保健服务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这个具体题目入手，很快就讨论到一些更为宏大的问题。虽然那时关老师对医学人类学兴致索然，但他长期以来对民族问题的一些深层关切，经由这样一次边疆地区的穿行，反倒被激发出新的面向。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在瑞丽边境的一处露天市场上，每晚买一瓶很便宜的梅子酒，聊到深夜还意犹未尽。从那时起，我便坚定了要做医学人类学和身体研究的意愿。
硕士阶段，对我研究影响最大的另一个老师是北京大学朱晓阳教授。从民大到北大，跟着朱老师的课，读他指定的书。这些书里有政治人类学的经典文本，也有《资本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后现代的状况》，甚至哲学家普特南、罗蒂、戴维森的作品。假若如欧美一些人类学家所谓，“人类学”有一个复数形态（
Anthropologies
），那我所心仪的，大概就是朱老师所展示和勾画的那种“人类学”。它不囿于某个分支或某个琐细的问题，而是被一种源于知识自身的紧张感所催动。这种取向的利弊，见仁见智，但它更接近于我个人对“知识人”这一生命状态的期许。
2011
年，我赴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进入规范的西方学术体系之后，反倒没有什么铭刻在生命中的思考、研究体验。我原本想研究基层医疗机构当中的知识建构和道德冲突，但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被“吸收”进入一个以兜售保健品、化妆品为主要经营方向的“直销”团队。在中国的法律、政策框架内，这是一群有着合法身份的人，但是在小地方日常生活当中，他们依然被视为危险、贪婪的“传销分子”。在此之前，我丝毫不知，在我学习、生活过多年的这个城市里，这些大大小小的直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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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团队，一直在通过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方式持续蔓延。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灵活地征用各种道德和文化资源去进行自我辩护、知识生产和生意扩张。我常常跟朋友开玩笑说，前后二十五个月的田野调查，在一个小城市里天天感受着草根组织的冷暖悲喜，目睹财富、情感、欲望、信仰等诸多经典人类学命题的重现、变形，与我而言好像一次“上山下乡”，一次“很有必要”的“再教育”。经此一段生活，“老百姓”、“小地方”、“过日子”之类日常语汇，都成为丰满而深邃的分析框架，仿若一扇扇门，通向过往十年的阅读和思考。在撰写博士论文的那段时间里，我常常记起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叮咛我的一句话：“你记住，没有什么医学人类学，只有人类学。”我理解，绍华老师的意思并非解构学科内部分殊，而是希望我不要坠入某一领域之内一叶障目。生活，本就混沌而自成一体，它不可能服从于某一分支或单一理论范式。也正是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转折和磨砺后，我更加感谢关凯老师、朱晓阳老师教给我的那种宽广而真正的大人类学。
目前我在人类学家周永明教授领导下的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中继续从事人类学。如无意外，在整理完博士期间一些思考成果之后，我还将沿着身体、伦理、技术、“后社会主义转型”这几个关键词去构思下一个研究题目。另外，我希望系统地重读、引介一些新千年以后欧美人类学的重要理论思考，并且使之与我一直感兴趣的当代激进理论（
radical theory
）之间展开对话。
不经意间，这篇自述已经写得太长。它不像是“学人自述”，更像是一个学生的申请材料。虽然已经在这一专业里浸泡了十多年，但我也很难讲自己“弄懂”了人类学。在当代知识体系中，人类学无疑处在一个阈限的状态，一方面它极端重视理论能力，甚至已经显现出某种哲学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又不容置疑地要求研究者直面、尊重斑驳凌乱的生活经验。这种以严肃思考的姿态思入喧哗百态的知识生产者，固然受个体经历、偏好的影响，但根底上还是一些机构、师长因缘际会的特定造化。其实，无论是个体生命史还是日常众生相，都像是隐藏无尽疑问和无尽答案的深谷。人类学者或许永远无法达至“真相”本源，但这种不断逼近的努力，正如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自有一种力量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