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51年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曾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当时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这里没有固定座位，只能运去大批的软椅，为了代表便于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条通道。
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何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
她这番话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方便，每年都发生几百起交通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决心将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已准备好，只等代表会议通过，就立即动手。
彭真考虑到那天会场的情绪，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这项决定就这样被通过了。一夜之间这两座“三座门”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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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几年虽然新开辟了复兴门和建国门（实际是有“门”之名，而无“门”之实），但相继把西直门、宣武门、和平门、崇文门、西便门全拆掉了，东便门只留下一座角亭。“文革”中，为了建环城地铁，国家拿不出巨款，就拆迁城楼西侧的破平房，安置那里的居民，不得已就把全部城墙挖掉来建地铁。
改革开放，国内游客看到西安把古代城墙全保留下来，并建成环城花园，于是对北京把城墙全部挖掉，甚感不满，议论纷纷，北京城墙存废至今仍是学术界经常争论的问题，但终不见有谁出面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恐怕这将是一桩永不得平反的冤假错案了！这也是我一生中干的一件无法弥补的蠢事。
每看到由我那篇《给大屋顶算一笔账》文章引起的坐落在三里河的四部一会那组建筑群，原设计的八个大屋顶被削掉三个；坐落北海边的军委四座大楼原设计的四个大屋顶被削掉两个，破坏了整个建筑群的造型，我心中就有说不出的悔恨。
延伸阅读
从梁思成的眼泪到雾霾城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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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梁思成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争得面红耳赤。吴晗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气得当场痛哭失声。
可惜的是
极力提倡保护老北京的梁思成
并没有详细记录老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现在我们找到的详细资料
竟然是1924年一个瑞典人的勘测记录
“北京城嘛，这味儿全走了样，看着一点老家的亲切感也没有……反正说不上来，假假的全兜不上。”这位陈老太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