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确实如此，“客观真实”似乎就不再存在了，但情况其实更加诡异。
如果自然的行为变化取决于我们是否“观察”，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小把戏，使自然亮出底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测量一个粒子在双缝实验中的路径，但只在它穿过狭缝之后进行测量。届时，这个粒子应该已经“决定”好要选择一条路径还是同时走两条路径。
美国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实验，而在下一个十年就有人进行了这个“延迟选择”实验。实验中采用了很聪明的技术方法，对量子粒子（光子）的路径——此时应该已经做出了单一路径或叠加态的选择——进行了测量。
实验的结果正如玻尔所预测的那样，我们的测量是否延迟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只要我们在光子到达探测器之前进行测量，结果就是注定的，所有干涉都会消失。大自然似乎不仅“知道”我们在观察，而且知道我们想要去观察。
细胞内部的微管
磷能否维持量子态？
在这些实验中，无论我们在何时发现了一个量子粒子的路径，它的可能路线就会“塌缩”到单一的明确状态。此外，延迟选择实验的结果显示，纯粹的观察，而非测量引起的任何物理干扰，就可以导致塌缩。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真正的塌缩只会发生在测量结果映入我们意识之中的时候？
20世纪30年代，匈牙利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接受了这种可能性。“顺理成章地，对物体的量子描述受进入我意识中的意念所影响，”他写道，“在逻辑上，唯我论可能与目前的量子力学相吻合。”
惠勒甚至提出，生命的存在，包括所有具有“观察”能力的生命，可能已经使之前众多可能的“量子过去”转变成了实在的历史。惠勒称，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从宇宙一开始就成为了参与者。用他的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参与性的宇宙”中。
到了今天，物理学家在如何最好地解释这些量子实验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在某种程度上，怎么解释还要取决于你。无论如何，我们都很难忽视这样的暗示：意识和量子力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就提出，意识和量子力学之间的联系也可以作用于另一方向。他指出，无论意识能否影响量子力学，或许量子力学本身就包括在意识之内。
彭罗斯问道，假设我们的大脑中存在能对单个量子事件作出反应并改变状态的分子结构，那这些结构能否转变为叠加态，就像双缝实验中的粒子？在神经元受电信号触发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是否会出现这样的量子叠加态？
彭罗斯称，这是有可能的。我们能够同时保持看似矛盾的精神状态，这并非什么古怪的感觉，而是实实在在的量子效应。毕竟，人类大脑所能处理的认知过程目前还远在计算机之上。或许我们还能进行某些计算任务，是使用传统数字逻辑的常规计算机所无法胜任的。
在1989年出版的《皇帝新脑》（The Emperor‘s New Mind）一书中，彭罗斯首次提出了人类认知中的量子效应。这一构想被称为“Orch-OR”，是“协同客观崩现”（orchestrated objective reduction）的缩写。彭罗斯认为，所谓“客观崩现”，即量子干涉的塌缩和叠加态是一个真实的、物理性的过程，就像气泡的破裂一样。
彭罗斯还指出，引力是日常事物——从我们所用的桌椅到宇宙中的行星——不表现出量子效应的原因所在。他认为，比原子大得多的物体不可能达到量子叠加态，因为它们的引力效应会迫使两种不相容的时间-空间形式实现共存。
彭罗斯与美国物理学家斯图尔特·哈默洛夫（Stuart Hameroff）一起进一步发展了Orch-OR理论。在1994年出版的《意识的阴影》（Shadows of the Mind）一书中，彭罗斯提出，在量子认知中涉及的结构可能就是被称为“微管”的蛋白质聚合物。微管存在于人体大部分细胞中，包括大脑中的神经元。彭罗斯和哈默洛夫认为，微管的振动可以吸收量子叠加态。
量子态粒子可能具有不同的自旋
碳酸锂胶囊
不过，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过程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些报道称，在2013年的一些实验中，微管中存在量子叠加态的说法获得了支持。但事实上，这些研究并没有提到量子效应。此外，大多数研究者认为，Orch-OR理论已经被2000年的一项研究所否定。物理学家马克斯·铁马克（Max Tegmark）的计算结果显示，与神经信号传递有关的分子的叠加态甚至无法维持足够的时间，使信号传递出去。
由于量子退相干这一物理过程的存在，诸如叠加态等量子效应很容易消失。量子力学中，量子相干性会因为与外在环境发生量子纠缠而随着时间逐渐丧失。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比如活细胞内，退相干现象的发生极其迅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