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社会静力学》
斯宾塞的思想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他本身是一个土木工程师，出身一个低等中产阶级家庭。他曾经在鼓吹自由市场的杂志《经济学人》工作。英国发达的科学与活跃的思想让他发展出“综合哲学（synthetic philosophy）”的概念，试图整合人类在具体领域内——比如物理和生物学——的知识而产生出一套有机和谐的、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解释世界的宏大理论。除了“自然选择”的概念产生自达尔文，斯宾塞还广泛地阅读了热动力学的有关科学家，包括焦耳，开尔文，亥姆霍兹等人的科学论著，也将“能量守恒”的理论介绍到解释社会的工作中。
斯宾塞发展出一整套极具包容性的“进化”观点，认为物理世界、生物机制、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都处于一种前进的发展——“进化”之中。他认为所有伦理的基础，是人类对于自身所生存的环境的适应（adaptation），而邪恶的根源则是“对环境的不适应性”。最终，会发展出一种适应文明生活的道德体系。因而人类的完美性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在晚期的作品中，斯宾塞呈现出一个极端保守的思想家的论调：他反对国家对于“自然”的干预，反对一切国家对于穷人的救助。斯宾塞认为他们“不适应”社会，应该被淘汰掉。也许令今天的读者无法接受的是，斯宾塞还反对国家邮政系统，国家支持的教育和卫生系统。
斯宾塞的思想最先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流行起来。在这里，美国文艺复兴和一位神论的兴起已经开始了打破旧有思想，包容新思想的风潮。到了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三十年，想不与斯宾塞的思想打交道而立足于任何知识领域几无可能。所有第一、二流的哲学家都会在某个时间段与斯宾塞有交集。流行杂志中刊载他的作品或者介绍他的文章的那些页，通常会被读到有许多褶皱。当时那一代人，视格兰特将军为他们的英雄，而斯宾塞就是他们的思想家。一时间，斯宾塞对于普通美国人的影响，难以用语言描述。斯宾塞的书，从最早1860年代介绍到美国的，直到1903年，卖出了近三十七万卷。对于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作者来说，这个数字恐怕无出其右者。1901年，美国人口仅为七千六百万。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年 ）是美国影响力最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是一位对美国保守主义阵营有长久影响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他在耶鲁大学担任教职长达三十八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学教授，也是当时主流学术界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1881年萨姆纳写了一篇名为《社会学》的文章。在文中，他着重解释了自己所理解的生物学与社会学的联系。萨姆纳在文中认为人类为生存进行的挣扎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生物 “为生存而挣扎” ；第二个层面是 “为生活而竞争” ，主要是人与人的竞争。人必须为生存与自然对抗，获得必要水、食物等生存必需品；反过来，专业催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因而人类无法摆脱达尔文所描述的 “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规律。人类只能遵循这一规律，从而产生一些“被淘汰者（unfit）”。
美国植物学家、考古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莱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1841-1913）是一个与斯宾塞及其门徒的许多理念有分歧的“异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曾担任布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美国社会学学会第一任主席。沃德出身贫寒，是一个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就的典型。沃德撰写了一列写重要的社会学书籍。虽然在学术界声誉卓著，沃德从未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沃德接受了斯宾塞思想中自由开放的激进成分。由于曾经担任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质学家，沃德是一个信仰科学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一直试图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包括实验的实证方法带入社会科学中。沃德则认为人类社会和纯粹自然世界里的进化不完全相同。他相信，在萨姆纳和斯宾塞提到的人类社会的“进化”中，人并不是只能毫无办法的顺从它。因为人有意志，因此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进而引导社会的演进。由具有“科学思维”的社会学不断地、科学地指导的社会和经济，可以设计出一个以机会均等为基础的人人互助的环境，从而促进人类的幸福和自由。沃德提出，“竞争实际上阻碍“‘适者‘生存”。比如人工培育的果树要比自然界中通过竞争生存下来的品质质量要好。他还对自由市场多有批评、对福利国家的概念、妇女平权、废除奴隶制等进步议题则表现出强烈支持。
进化论、道德和社会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直存在一个道德上的争议。达尔文的学说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他本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关于道德和同理心的讨论，但他的理论也似乎证明了强权的重要性。达尔文的理论在今天看来毕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浸透着马尔萨斯（The Reverend 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式的思想。他本人曾经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曾写道：“我们文明人……为智障、残废和病人建立避难所；我们为穷人立法；我们的医疗人士竭尽所能救助他人直到他们生命最后的一刻……所以文明社会中的弱者也可以繁衍。不会有豢养过动物的人质疑，这对于人类这个物种是有害的。”他也表达过与马尔萨斯的理论类似的观点，比如无法养活自己孩子的人，不应该结婚。达尔文把群体的观念、家庭的道德影响和智慧的利己，作为道德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必须面临他们的传统信仰遭遇的挑战：达尔文主义是否真的使对弱者和穷人的忽视、对慈善机构的抛弃具有合理性？进步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对于“不适者”的淘汰？对一个坚持传统基督教伦理、建立了一个民主和人道主义系统的国家来说，这些问题非常棘手。在十九世纪末期，这方面的讨论在美国十分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