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谈他的批评家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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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先简要讨论第二个问题，从而将第一个问题的经验性表述重新理论化。第二个问题涉及萨特对家庭的看法，不过确切来说，我认为相关观点最早是由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回忆录中提出的。对两位思想家而言，家庭是阶级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键中介（mediatory）——个体通过家庭，尤其是父母，领会阶级 [的意义] 。但必须补充的是，这种中介作用（mediation）非常复杂，类似于DNA的双螺旋结构。在父母身上，婴儿面对的是两套完整的社会或阶级基因。其主体性是在这两者的结合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在两者之间选择，重组出一个新的、独特的存在。

哈弗福德学院年刊照片，大约摄于1954年。

我父亲的家庭系苏格兰-爱尔兰裔，属于那批从苏格兰迁居至贝尔法斯特和北爱尔兰的新教徒移民，他们在十九世纪乘船来到美国。他的父亲原是地主，后来成了银行家和地方“显贵”。我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强调我“背景”的这一方与工人阶级相距甚远。我母亲出身于一个德国家庭，其中也带有一些纯正的，或者说天主教性质的爱尔兰血统。他们在密歇根定居，投身于方兴未艾的汽车产业。她的父亲是一位发明家，活跃于福特与爱迪生的辉煌时代，在底特律创办了自己的汽车公司。在这一边，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就更加明显了。我想说，我家族的两边都有爱尔兰血统，因此在身份认同上可能存在一些抵触情绪，但这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我。我从未直接体验过那种感觉。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背景的人。

那么，这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问题呢？简单来说，我认为这是关乎我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我如何——我接下来会批评这种表达方式，但姑且先这样说——我如何能够“成为（be）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用我那些海外学生朋友的话来说更贴切：你怎么会是（be）马克思主义者？你是个美国人啊！

以上便是我对第一和第二个问题的重写。

您说您要批评“成为（being）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为什么？

杰姆逊： 这个说法赋予了主体性某种存在（being）的属性，我认为这完全是非哲学的。诚然，意识形态的影响根深蒂固，但在这里，我会说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的人：对他们而言，世界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立场我从未动摇。至于说我是什么，我是一个智识分子。在美国的环境里，这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类别，但在我的生活与教学中，它一直居于核心位置。是的，毫无疑问，一个人可以是马克思主义智识分子，但成为马克思主义智识分子有多种方式，并且从中能够结出不同的实践果实。正如你在第三个问题中指出的，这里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限定条件，比如文学智识分子的身份，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决定因素，而这些都不与我提到的政治智识分子的因素相矛盾——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政治的观念是法国式的，而非美国式的。

某种意义上说，我认同的是法兰西。我是一个法语教师，拥有法语学位。对我来说，政治是一个法国观念。

何谓法式政治观念？

杰姆逊： 我认为法国是发明政治的地方。法国大革命、现代法国史——法国的一切都围绕政治运转，或者至少曾经如此，直到出现了我所谓的去马克思主义化（de-Marxification），法国加入了共同市场。它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成为一个成员国，这也意味着欧洲各国自主政治文化的终结。或许这也带来许多益处。我们这些外国人当然拍手称好，因为只需要一个单一签证，手续简化了许多，甚至现在我们可能连签证都不需要了。

不过我认为，在政治层面，体现法国个性的是戴高乐主义。鉴于美帝国主义的存在，如果其他国家希望寻求某种出路，而社会主义眼下对它们又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那么它们应当借鉴戴高乐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我认为法国在文化和政治上最为独立。这也是讨论萨特和波伏娃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的政治是法式的，对我来说，他们代表了法国。

现在你可以问我其他问题了。

我不太确定您在哪里出生。

杰姆逊： 我生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Cleveland），但在我大概两三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就搬走了，所以这没什么值得提的。我在南泽西长大，汲取的大部分文化养分都来自费城。我们住在共和党的地盘——我父亲在郊区的共和党铁票仓行医——但民主党总是能赢。

您父母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杰姆逊： 我父亲更偏激进派，但由于他是医生，所以并不表现出来。我成长的年代，正值这些地区对罗斯福的敌意达到顶峰且最为恶毒的时候。父亲支持社会化医疗，而这在当时是不能公开说的——彼时的美国医学会（AMA）极为反动——此外，他还十分敬佩纽约的激进将领约瑟·布兰特（Joseph Brant）和重建时期伟大的众议院领袖撒迪厄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

我母亲是新政的热忱拥护者。1944年大选后，她把我叫醒，递给我一张报纸，上面写着罗斯福获胜的消息——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非凡的时刻。

但我不认为我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他们那里继承的。我觉得，即使我小时候周围的人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生活的国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这都不重要。因为通过我的家庭结构，我学到的是，人可以持有一种对抗性的、具有差异化的 立场 （ position ），而在外部世界中，也可能存在一套截然不同的阶级或政治立场。我的美国本土情境因此成了世界现实的一个缩影，在这个现实中，美国并不能代表更广泛的全球阶级联盟网络。美国与世界步调不一致，美国之外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总能被美国人看见或感知——这些观念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像，1972年。

您还记得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可以用政治的方式解读文本的吗？

杰姆逊： 这也源自阅读萨特的经历，以及发现法国人发表的那些反美言论时的震惊。我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言论。另一个来源是[亨利·]列斐伏尔的《帕斯卡》（ Pascal ），我在这本书里遇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这让我大为震撼。列斐伏尔将对抽象哲学思想的研究与帕斯卡的背景，以及帕斯卡父亲在诺曼底起义后扮演的角色相结合的方式，令我叹服不已。

萨特和列斐伏尔向我提供了 情境 （ situation ）的观念（后来我在柯林伍德和伽达默尔那里也有同样的发现），即思想并非某种独立存在的对象，而总是对特定情境的回应。于是，对我来说，问题就变成了：文学在何种意义上也是如此？

这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杰姆逊： 我从高中时开始读萨特，大学一年级读到了列斐伏尔的书。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的图书馆有一个小房间，里面全是这些外国书籍。就在这个房间，我发现了一本厚重的德文书，名叫“摹仿论”，作者是[埃里希·]奥尔巴赫，非常特别。还是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庞德——庞德也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现在，我更愿意从风格（style）研究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而不是用当今流行的任何批评立场。风格研究在当时是语文学的一部分，[利奥·]斯皮策（[Leo] Spitzer）、奥尔巴赫以及东德的罗伯特·魏曼（Robert Weimann） [都是这一领域的代表] 。在我看来，最关键的观点是，认为语言学本身受限于句子这一形式。语言学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句子。乔姆斯基也从未超越句子。句子并不与人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相融合，它们毋宁是意识形态难题的解决方案，或者从更深层次看，是精神分析难题的解决方案，如果你要把这两者区分开来的话。我一直认为我的研究自始至终都与句子有关。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竟能如此的形式主义，这让您感到意外吗？您过去是否以为它应该更关注政治，而不是形式和风格？

杰姆逊： 我当时并没有任何预设。在那个年代，我们其实不读俄国小说，也不熟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所以，我从没有觉得必须从某种粗糙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或类似的观念出发。有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东西 （stuff ，下文皆以“东西”作为该词的对译 ） 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会说，在这类小说上，我的政治立场是反-反共的（anti-anti-communist）。换言之，我不会以任何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主张，在无产阶级文学与自由主义的西方文学或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存在一场对抗，但我非常乐意戳破那些针对前者的反共攻击的荒谬性。我是在麦卡锡主义盛行、冷战正酣的年代上的大学……

您的左翼观点在当时有没有使您与家人朋友产生隔阂，同时也为您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交际圈子？还是说，这些观点更多地停留在私人层面？

杰姆逊： 我想说，当时我还在探索阶段。我的老师们没有特别左的，但我也没碰到那种充满敌意的人。韦恩·[C.] 布斯（Wayne [C.] Booth）让我接触到各种新批评理论和解读批评的方法，这对我很重要，他本人是一位出色的读者。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也是我的老师，那时他还未进入基督教阶段——当然，他是整个法国思潮发展的产物。很多人不了解这点，但这正是我选择主修法语的原因。五十年代初，英语系甚至还没有接纳现代主义。我敢说，在哈弗福德学院，他们从来没有讲过 [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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