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区分中式民主和西式民主”的思路在学界和民间却有相当的呼应。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调查的可信性令人怀疑，一个威权国家的民众可能出于恐惧而不说真话。这种怀疑虽有一定道理，却未必能推翻这些结论。首先，尽管威权程度有差异，但在其他威权国家的民调中（
比如前面提到二零零一年前的埃及
），民众也表达出了对政府强烈批判的态度；其次，在中国最敏感的问题——即最可能引发恐惧的问题——往往不会被写到调查问卷中去；最后，如果人们怀有强烈的政治恐惧，他们对很多问题至少可以选择“不知道”，而不是撒谎。史天健在前述文章中曾分析其调查结果中，为何对“民主的含义”这个问题大量的受访者回答“不知道”（34.7%），但他排除了“恐惧”这个解释。如果恐惧导致了人们选择“不知道”，那么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更易对政府持批评态度
）、对政治感兴趣的人（
对危险更有知觉
）以及对“如果你批评政府，害怕被告发吗”明确回答“是”的人应该更多地选择“不知道”，但事实恰好相反。基于上述几个原因，仅用“恐惧”来解释并推翻《什么样民主》的结论，显然过于轻率。
“理性”还是“文化”？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体制改革的文化动力呢？中国民众是否真的那么观念保守？更进一步，即使大部分民众目前表现得保守，这种保守倾向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制度走向？仔细分析《什么样民主》，却又可以发现一些疑点，令人对其结论产生保留看法。下面将对此做出分析。这些分析有些可以应用到其他国际调查机构和学者的研究中，但由于篇幅关系，本文将集中分析《什么样民主》。
本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文化”这个概念的使用过于宽泛，往往将制度奖惩甚至胁迫机制下的理性计算也当作“文化”。什么是文化？一般我们认为文化是相对稳定的观念沉淀，在不同的制度面前具有相当的弹性。固然，一定的制度塑造一定的行为，而行为不断地重复形成习俗，习俗的精神内化又构成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制度和文化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相互循环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和文化之间相互等同。毕竟，制度比文化更依赖权力机器维持。有时候迅速变迁的制度来不及沉淀为文化，另一些时候已经更新的文化被制度所压制。不对“理性”和“文化”做区分，将人们在特定制度诱导或压力下的一切想法都当作“文化”，是本书的一个缺陷。
一个显然的例子是作者对“中国人喜欢协商甚于投票”的分析。在分析这个观点时，作者指出：“中国文化追求的境界是‘和合’，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愿意让外人看到，希望通过事先的协商消除争议，最后拿到桌面上来的是大家一致的东西。我们看外国的议会，天天都是议员在相互争论，你说我的不是，我说你的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几十年来从没有让老百姓看见争论过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文化使然。”
各级“人大”上“和谐一致”的场景真的是“文化”使然吗？还是，如果发出异议的代价很大，那么理性人的选择通常是保持沉默？此外，“把不同意见消弭于无形”，真的是仅仅通过“协商”吗？还是，权力的不对称使得一方无力抵制另一方的提议？即使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的确是倾向于沉默与和谐（
尽管民国时期动辄上街游行的民众似乎否证了这一点
），也只有民众真正有选择时的选择才说明文化倾向。
当所有的制度激励都指向一种选择时，人们做出该选择与其说揭示的是文化，不如说是理性。
如果一个家长对孩子说“你做完了作业才能吃冰淇淋”，甚至“如果你不做作业我就打你屁股”时，孩子因此飞快做完作业的话，很难因此推断这个孩子爱做作业——虽然这个孩子可能的确爱做作业，但很难在这种情形下做此推断。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在第五章。本章中有一个问题是：假如你想对政府的某项决策提出意见，你会采用哪些方法？在各选项中，被选比例最高的是“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58.6%），最低的是“参加游行”（3.7%）。据此，作者得出结论：“中国公民选择政治参与方式时，有两个与西方人不同的特点。第一是依靠组织，依靠领导，而不是西方人的依靠个人，依靠自己。第二是中国人更倾向于选择与政府有合作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参与方式。”这个结论的问题与前类似：
如果在一个制度里只有依靠领导才能解决问题，搞街头对抗只是以卵击石，那么人们选择依靠领导而不是走上街头解决问题，体现的是理性人的趋利避害倾向，而不一定是（
虽然也不能说一定不是
）文化心理。
对“理性”和“文化”不做区分，不仅是这本书的问题。事实上，很多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都存在这个问题：当作者谈论“文化”时，他实际上谈论的是一定制度安排下的“理性”。这实际上将我们引向一个思考：在威权国家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观念调查来获知政治文化？问题并不在于——至少不仅仅在于——威权国家人们噤若寒蝉，其诚实性可能会打折扣，而在于即使他们诚实地给出答案，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的选择真正反映文化而非理性？如果制度发生迅速变化，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人们还会同样行事吗——在议会中选择不辩论而是事先协商，遇到问题“向领导反映”而不“游行示威”？如果制度的迅速变化不会带来人们行为的迅速变化，那么在制度变化之前的观念才能称之为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