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用户生成内容”是论文的第三个核心概念。互联网的影响很广泛，它对公共信息流通的最大影响之一，就是带来了用户生成内容的蓬勃发展。通过文献梳理可知，西方社会的实证研究发现，自由主义传统社会下“报网互动”带来的是专业收编，是对UGC的商业挪用，是对UGC影响力的消解。那么在非自由主义社会，情况如何？张老师希望通过对中国大陆“报网互动”现象的研究，为此研究领域提供一个非自由主义传统社会的个案。非自由主义传统社会与自由主义传统社会在传播体制上具有显著差异性。那么这种传播体制的差异性是否带来不一样的“报网互动”？
在找准概念之后，下一步工作就是文献回顾了，文献回顾是一个把概念操作化的过程。论文第一个概念是传媒公共性。张老师说，一篇博士论文要有创新点。一般来说，如果是实证研究，本身数据就有创新性。那么第二个创新，就是需要在理论上有贡献性。本论文在理论上的贡献性，张老师认为，可能就是尝试将传媒公共性做一个正面化的操作化定义。其实解释传媒公共性，本质上就是解释传媒和公共利益的关系。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学界对传媒公共性的讨论可以归纳为自由主义和批判主义两种取径。两种取径对传媒公共性的定义差异，主要是由于它们对公共利益的不同看法所导致的。
第一种是自由主义取径。自由主义取径认为社会是个体的集合，所以人只要有个体自由选择，每个人的利益都能达成，那么就形成了公共利益。因此传媒公共性的体现，就是抑制以政府为代表的强权，保证个体能够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第二种取径是批判主义。它和自由主义有着不同的社会观，它认为社会中的个体并不是无关联的独立的公民，而是有集团化和组织化的，这些集团化和组织化占据着不同的社会资源。所以在社会制度不平等的条件下，个体即便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也无法真正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实现公共利益应当以消除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为前提。
张老师通过对古典自由主义、战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个时期相关文献的梳理，提出自由主义取径将传媒公共性定义为传媒“抑强”作用的发挥，即传媒通过扮演看门狗角色、信息角色、平台角色等，来抑制政治或经济力量对个体自由的侵犯，让个体能够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以此来实现公共利益。而通过对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批判主义路径的梳理，张老师认为，批判主义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的路径。批判主义认为在社会不平等的制度现实下，公共利益的实现不是个人利益的叠加，而是应该以弱化和消除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支配性不平等社会关系为前提。基于这样的权力观和社会观，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批判学派提出传媒公共性应当体现为对弱势群体的匡扶，即传媒应该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他们提供表达自身利益和身份文化的空间，使其不被主流群体所淹没。
关于传媒公共性讨论得很多，张老师抓住两个学术路径，它们关于社会观、权力观的不同看法，带来关于公共利益的不同的解读，由此造成它们对传媒公共性不同的解读。在梳理两个学术路径的基础上，张老师建构了她对传媒公共性的操作化定义：全面、稳定、持续报道各种现象、事情和议题，不仅达到抑制和监督强权的目的，同时也为弱势群体发声，以消除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本论文的第二个概念是新闻常规。新闻常规和公共性的关系，塔奇曼那句话“Routines make news”已经作了很好的解释。但是在进行数据汇报的时候，必须运用分析性概念将现象和理论勾连起来。张老师借用McManus对新闻生产过程的分析，将新闻常规分为发现、选择、报道三个阶段。文献梳理显示在新闻生产的这三个阶段，既定的新闻常规在提高传媒效率的同时，会一定程度地破坏传媒公共性。比如在发现阶段，学者用“新闻网”而不是“新闻毯”来描述常规消息源。新闻网和新闻毯的区别是什么？新闻毯是一个全覆盖，把所有东西都覆盖到。但是新闻网要捕获什么，就要看这个网的密度如何，所以很可能就是只捕大鱼而放掉小鱼了。这样一来，新闻就主要集中在大鱼——那些社会政治和经济精英身上，它们对小鱼——社会的弱势群体就往往有所忽略了。
最后，张老师在解释“报网互动”对常规和传媒公共性的影响时，借用了Shoemaker和Reese在《Mediating the Message》一书中提出的常规理论。根据常规理论，常规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传媒组织，一个是消息源，一个是受众。互联网带来的UGC显而易见促使消息源发生改变（网络爆料），一定程度上带来受众的改变（全国性受众），同时也带来传媒组织的重构（增加了新媒体部门）。那么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从理论推出，UGC一定带来新闻常规发生的变化。但问题在于，常规的变化对公共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