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阿根廷的悲剧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而在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房价崩盘，体量庞大的房地产市场却需要百万亿级的资金来维持。然而偏偏在这时，
贸易战爆发了
。
于是在外贸、投资、内需这三驾马车中，
只剩下内需这一条路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闻上天天高喊内需升级的原因。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房地产作为最大的内需，却挤占了几乎全部其他的内需消费空间，这时提升内需几乎成为了提升房地产的代名词。因此，才会出现许多怪诞的情景：博鳌论坛上央行刚刚表示了要进入紧缩周期，但却在10天之后宣布了降准；连高层都一再强调了房住不炒，樊纲却提出了六个钱包。
如此矛盾重重的政策背后，不仅仅反映的是贸易战的残酷，还暴露出了更大的风险：
经济规律的惩罚，从来不会因个人意志而消失。
对于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来说，房产本来是不应该出现在其金融交易市场中的，然而，在
房产被赋予了金融属性之后，便开始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能量
。而在这个叫做地球的星球上，只有三个国家尝试过这种毁天灭地的巨大能量：世界经济排名前三的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事实上，许多小国也尝试过，但是由于经济体量太小，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影响有限。）
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日本消失的二十年，让地球人终于深刻的体会到了这种堪比灭霸的能量所具有的毁灭能力。而现在，
所有人都在担心中国现在的这个超级泡沫，究竟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后遗症
。
在中国，除了房市，只有汇市和债市，才有这种毁天灭地的能量。
先说汇市
，由于外汇市场的开放性（一种货币相对于另一种货币的汇率通常以显式的方式来表示：双方都同意的交换关系），因此外汇市场的交易量超过了其它所有金融交易的总和。比如，每天全球有价证券市场的交易量大约为3000亿美元，而每天外汇交易量将近6万亿美元。
因此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货币汇率往往决定了它的生死存亡。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波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的背后，不止是只有中国在悄悄的操作和严防外汇外逃，美国也（一直）在进行更严密更致命的战略部署：当贸易战第一回合制裁中兴成功之后，美国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但是美元指数却不升反降，逼迫人民币被动升值。而在美国贸易代表团来北京谈判的前几天，美元指数却突然转向开始升值。这种看似反常的异常操作手法，其中的战略布局其实从2016～2017就早已开始了，
汇率和贸易战的深度结合、立体作战，配合美联储的缩表、加息，每一步看似简单平淡的操作，背后其实都暗藏了杀机
。
而从贸易战现有的战况来看，形势非常不容乐观。当特朗普打响贸易战第一枪时，举国沸腾，就连商务部的官员和经济学家都在强调大豆、汽车，然而，当美国发出针对中兴的制裁令之后，官员和经济学家几乎都闭嘴了，只剩下民族斗士们继续在沸腾。这时，人们才渐渐领悟到看似整天拉仇恨、天天发推特的总统，其实有着更加精明和长远的战略布局。而通过贸易战中美元指数的战略操控，逼迫人民币汇率先升后降，尤其是现在美元指数的突然提升，这其中所蕴藏的巨大杀伤力，却在举国沸腾的争辩声中被淹没和无视了，
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人民币汇率后面即将到来的更大危机。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当美国代表团来中国进行第一回合谈判之后，我们却无法得知谈判的真正内容，只有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了美方提供的内容之后，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结果其实是谈崩了；随后，媒体才发出了美方开价太高的报道。而第一回合的谈判结果却在显现：开放进口汽车市场、开放保险市场，连一直被禁止的高通-大唐合资案，也被光速通过了。
嘴上喊着绝不低头，身体却真的很诚实。
再来说债市
，应该说，中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简称地方债）危机，是这一波去杠杆的直接导火索。早在2014年，中国的地方债就已突破24万亿，其规模已经超过了德国GDP。而现在，包括地方政府债和城投债在内，中国债市总量已达到了76.01万亿元，其中地方债务的规模已达22.22万亿。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尤其是最近三年，地方政府借由PPP、政府购买服务、政府投资基金等方式形成了不少隐性债务，其体量已经超过甚至数倍于显性债务。不断快速膨胀的地方债让所有人都不寒而栗，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称：“地方政府对其举债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实行不救助原则。”
这也是建国以来的首次中央不拖底政策
，
没有了中央的信用担保，地方政府对卖地经济的依赖进入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于是近年来各个省市的卖地收入不断攀升，而火爆的卖地收入与黑洞般的地方政府债务相比，却依然显得苍白无力。事实上，从2017中央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在全国36个省市（港澳台除外）中，仅仅只有6个省市是财政盈余，盈余总额约为3万亿，而其他31个省市的财政亏损总额则突破了5万亿；这其中的财政缺口已高达2万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