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他〔刘知几〕说：“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文时义大矣哉！”(《写作》一九八一年二期17页)
“为人性辟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同上，35页)
所以他……强调传神(《画马赞》：“韩千画马，毫端有神。……”)(向上，36页)
这在熟悉古书的人，这三个错字也是一望而知的。如果古书不熟，那就有问题了。头两句还可能怀疑有错字，就去查书，但是要在《史通》和杜甫集这样的大部头的书里查一句两句，虽然不比大海捞针，也够得一查的。而况还不一定怀疑有错字呢？第三句里遇到的是一个人的名字，凭什么怀疑这个人不是姓“韩”名“千”呢？(这三个字分别是“之”、“僻”、“干(幹)”。)
底下举两个叫读者为难的例子。
考核合格，给予一年左右时间自行复习，补考不及格，取消顶替资格。(《光明日报》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第一版“职工子女顶替要认真进行考核”条)
怎么考核合格了还要补考呢？是不是这里的“补考”是“复试”的意思？那也未免认真过了头了。再把这一条新闻从头看一遍，十之八九是在“考核”和“合格”的中间漏排了一个“不”字。这个“不”字可是少不得啊！
“揆之于理而不谬”，“征之于事而不悖”，“挈之于情而不通”，这是权衡文章总的“平准”，是文章的根本大法。(《写作》一九八一年二期20页)
引号里的三句话，形式上是平行的，意义上也应该是互相补充的，可是第三句显然跟头两句合不拢，并且本身说不过去——怎么能说是一个作家只有不通人情才能把文章写好呢？这里显然有错字，又得查书。这三句是从叶燮的《原诗》中引来的。《原诗》这部书篇幅不大，但是不象《史通》和杜诗那样容易找。不查书而就原句琢磨错在哪里是困难的。我曾经试猜“不通”为“不违’之误，查对的结果却是“可通”之误！
最难发现的错字是不出名的人的姓名。假如你把“张大”写成“李大”，谁敢说他不是“李”大而是“张”大呢？当然也有暴露的时候，例如一九八一年八月号的《小说选刊》里有一篇的标题是《张师傅外传》，目录里也是一样的，可是本文里这位师傅却姓赵名德祥。这可叫人纳闷儿，这位德祥师傅究竟姓张还是姓赵呢？过了两个月，在九月号的76页上，更正出来了：“赵师傅”系“张师傅”之误。
跟姓名同样的难于辨别正误的是数目字，因此报刊上对于一般的错字可以不去更正，对于错误的数字却常常要更正，例如《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第四版上就有一则更正：“11月12日第一版刊载的‘关于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召开座谈会研究小商品中小农具生产供应工作’的新闻稿末段中‘10月’应为‘11月’。”
但是有些数字只要跟有关的别的数字一“轧”，就能断定是错字。例如有一本书叫做《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里边附作者白晋的传略，说他“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四岁(71页)，这是明显的错误，翻到前面67页，“他一六五六年生于法国曼城”，一推算就知道一九三〇是一七三〇之误。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例子。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号的《人民文学》28页上有这么一句：“柳叶桃一看，一共十六个字：《开展文艺批评，繁荣文艺创作》，不免将信将疑。”一个这么刺眼的错字怎么会从校对的眼皮底下溜过去的，实在令人诧异。
上面提到更正，连带想起一个不大容易遇到的正和误和平共处的例子，出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第八版上：
“启示”的变化
有机会回到大学母校，发现了一个喜人的变化：过去学生宿舍楼门口屡屡露脸的“遗失启示”被“招领启事”代替了。大学生们学习紧张，经常发生丢东拉西的现象，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情。然而过去遗失了难找着，以至于要贴“遗失启事”，现在则不等“遗失启事”贴出来就有人贴出“招领启事”了。
连标题带正文，两个“启示”，四个“启事”，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表示作者(编者？校者？)还拿不定主意呢？
由错字联想到校勘。一般人有那么一种错觉，好象一定要是正经八百的经、史、子、集，才有校勘问题，近代作品，尤其是现代作品，似乎用不着校勘。这当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语文》一九八〇年第六期有刘坚同志的一篇《校勘在俗语词研究中的运用》，就是谈的这个问题。我想从我自己的经验中也引几个例子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