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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到一年，婉英就成了当地女人眼中的“女神仙”。
德秀在医馆当学徒时，便对女科有研究，在与洋医生交流细菌学时，也多次讨论过妇科问题。德秀认为，《诗经》中载有多种妇科用药，如益母草、菟丝子等，《黄帝内经》对妇科病理也有所提及，《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更有“带下医”的记载，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中更详细介绍了妇科外治法，宋人陈自明写出了妇产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明清时依然有相关著作涌现。然而千百年过去，很多妇人仍对妇科疾病讳莫如深，是思想的禁锢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在成都时，他便时常呼吁当局重视女科，加大对公立女科之建设，同时创办中医药女科学校，大力培养女科医士。有人见德秀热心于此，不明其意：“你一个男人，天天想着发展女科，你到底是想看什么？”德秀闻言一笑：“我有妻女，想看中国妇女神采康健。”
可就在1929年2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卫生委员会议，有人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等提案，实际等同于“废止中医”案。此提案引发轩然大波，激起全国大批中医医士请愿。德秀亦坚决反对取缔：“诸位放眼一望，国内有几位洋人？又有几位洋大夫？”
他认为争论中西医学毫无意义，若摆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极端态度，背后一定有利益勾连，最终受损的还是底层病患。中西方医学旨在救人，孰优孰劣不必较真，二者相辅相成，能治病救人即可。何况当时西医在中国尚未被百姓完全接受，各地西医医院及私人诊所仍未普及，医疗卫生在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占比少之又少。废除中医后，病患该何去何从？借此机会，他又提到妇科现状：“对女科之重视，中医尚不如西医，此非医学问题。”
当年，婉英为接近德秀，闹着要学医。德秀便安排她去成都女子医院进修。当年四川巡警道对医士的考核极其严格，凭着聪慧与勤奋，婉英取得了正式的医士资格。
1932年，四川成都暴发霍乱疫情，四十万成都人，只领到了两万张可免费领取药品的防疫证。婉英眼见一车又一车尸体被运至城外，惊觉“行医只与世间的病患有关”，从此矢志治病救人。即便在怀孕期间，她照样挺着肚子在医馆忙碌，快要临盆才暂歇几天。旁人说，她生娃娃就像掉了个枕头，只坐几天月子，就又开始在医馆忙进忙出。至回乡这年，婉英已行医二十载。她的治病风格与为人相似，干净利落、敢下猛药、从不拖泥带水。对女性崩中漏下、月事不调、赤白带下、妊娠恶阻等症状，通常都是药到病除。对于接生，更是游刃有余，难产及横生倒产、给胎儿复位都不在话下。
回湖南后，婉英在医馆设了专门的妇科诊室，正式挂牌问诊。医馆开了一段时间，她发现来看病的多半是跌打损伤、头疼脑热、五脏六腑之患，妇科诊室却鲜少有人问津。一次，一位妇人来看伤风，婉英却在问诊时闻到她下身有阵阵恶臭，便询问她是不是有妇科疾病。妇人慌乱地起身开窗，当下矢口否认，最后连伤风也不看了便要离开。德秀赶忙将她摁住：“你确实是受凉了，不过前病后治，上病下治，受凉也会引发其他症状。我们不外传，让张医士看一眼，开点药，放入洗澡水中，驱寒止痒。”
妇人左顾右盼，见四下无人，才怯生生进了妇科诊室。婉英发现她下身红肿溃烂，已经到了渗血的程度，问她为何不早就医？妇人低着头道：“就算捂烂了也不能让人晓得，我男人说女人的东西本来就是烂的，要是出来丢人现眼，扒一层皮算轻的。听说窑姐儿才经常找郎中看下面。”
婉英这才反应过来，乡下到底不比成都，思想尚未开化，“并非所有女人的丈夫都如德秀那般开明”。当地店铺开门，无论哪行哪业，第一位客人不能是女人，众人嫌晦气。无论男女，皆视经血为不洁之物，会引来灾祸。女人若说自己有妇科病，会被当成荡妇羞辱。当地郎中也奉行“宁治十男子，不治一妇人”的规矩。自此，她摘下妇科的牌子，改为“伤风、调经、补气，内病外治”。几天后，那个妇人又来了，连声夸张大夫开的药好：“说不出为什么，就想来这里坐坐。”
之后，好几位妇人一同来看“伤风”，描述症状时却一个个支支吾吾。婉英心领神会，便向丈夫撒娇：“德秀啊，我前几日身上奇痒无比。”德秀头也不抬：“不稀奇，开几服药就好了嘛。”婉英继续倒苦水：“这病怪烦人的，反反复复，好了又复发。”德秀继续写他的方子：“无妨，黄花大闺女也会外感毒邪，对症下药便能痊愈。”
婉英见那几位妇人神情有所放松，才说“伤风”病症不一，让她们排好序，一个个单独进诊室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