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机盎然的银发社会系列一：四重迷思与日本实践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30%（约3600万人） ⁴ 。与此同时，日本少子化与长寿并存，使人口结构矛盾加剧，经济长期低迷更增加治理难度。此外，性别分工的文化特征也使老龄化问题更为复杂。

正因如此，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起持续探索老龄化治理，形成了多次迭代的政策框架，研究日本老龄化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的老龄化应对从高福利到可持续，从散点到连贯，从执行难到强有力落地，历经数次改革和转型：

• 第一阶段（1973年—1990年）：健康线、财富线——以福利保障为主的老龄化应对政策初建。 老龄化问题初显，在石油危机背景下政府重塑了围绕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初步搭建了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福利机制。

  
  

• 第二阶段（1990年—2005年）：健康线、事业线和财富线——体系化、模块化搭建老龄化社会治理框架。 老龄化问题加剧，同时“失落的十年”为日本经济蒙上阴影。老龄化问题通过法律框架予以体系化应对，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基础上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并配合对延迟退休倡议、科技研发支撑等的倡议。

  
  

• 第三阶段（2005年至今）：健康线、事业线、财富线和消费线——可持续、有连贯性、可落地的老龄化综合治理体系。 日本快速奔向老龄化率30%大关，在日本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和个人的养老矛盾。政府推动围绕养老金、老年劳动力、医疗照护体系的改革，加强各政策间的连贯性和可持续性，并力求在消费供给模式、市场化运作模式上予以配套，老龄化综合治理体系稳步完善。但同时，超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创新力不足、生产效率降低等问题也持续困扰日本。

  
  

日本《老龄社会对策大纲》自1996年首次出台，作为指导中长期政府老龄化社会对策的基本方针，历经三次修订，2018年第四版中明确将老龄化治理的目标定义为 构筑“所有年龄段的人们根据各自的意愿和能力都可以活跃的无关年龄的社会”。

“无关年龄的社会”一方面是源于日本的超长寿现象，传统上将65岁及以上群体视为“老年人”的做法已难反映现实。另一方面，这一定义强调基于个体的积极性和能力发挥作用，既要支援老年人，也要充分利用其经验与价值。

尽管日本现行法律仍沿用65岁作为老年人的标准，但治理目标的演进表明， 不同组织应结合健康状况、社会背景和发展需求，明确自身的老龄化治理方向。

在“无龄感社会”的总体方针指导下，健康、事业、财富和消费是日本老龄化社会治理的四大关键主线。日本经过数十年探索，四大主线既有结构和体系上的革新，也有落地模式和机制上的配套：

第一，建设社区为核心的医疗—照护体系，打牢全民健康基础。 针对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及预备进入老龄阶段的群体，超老龄人群的长期照护和医疗服务是日本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有效缓解这一压力，日本以社区为主体，串联了覆盖健康—预防—医疗—康复—照护的全周期体系，一方面通过宣教和健康管理延长全民的“健康预期寿命”，实现“老当益壮”；一方面通过社区为单位的“综合照料体系”确保“老有所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