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阿伦特与伯林的关系来讲，问题的确比较严重。为什么伯林对阿伦特非常不喜欢，说她代表了“我最厌恶的一切”，乃至对她有着“终生的仇恨”？有人甚至怀疑伯林对待阿伦特的态度是一种厌女症。而阿伦特对待伯林的敌意则是以冷漠和怀疑的态度进行回击，她的立场与性格在分歧中同样毫不容情。那么，他们之间的分歧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调和的吗？阿伦特和伯林的经历与思想渊源固然不同，但两人都是犹太移民知识分子，都是自由的捍卫者，都同样反对极权主义。应该强调的是，这种共同性非常重要。蛭田圭认为，“事实上，阿伦特和伯林有时被视为属于同一群体，这是有充分理由的。20 世纪 80 年代共产主义东方的持不同政见者看到了这两者的相似之处。为想象一个更好的未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既从阿伦特又从伯林的反极权主义著作中寻获灵感。”
（261页）
这是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而言，其实更应该从两人的思想立场上看待这种共同性，蛭田圭在该书中就不断对这方面作出阐释。
对于我们而言，在他们的思想分歧之上的共同性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作者所讲的，“他们都是当代事件的直接见证人（目击者）……当一个事件在他们眼前展开的时候，他们有记录这个事件的特权。我们的两位主人公都见证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决定性事件，有时写下了历史的第一份粗略草稿……”
（331页）
当然，即便同样是历史的见证人，所写下的文章还是会有观点上的不同，但是他们在根本的立场和态度上是相同的，与他们根本区别开来的是对待现实采取回避的立场和态度。蛭田圭在这一段论述中的焦点显得似乎有点模糊，但主要意思是对的：相比于“当时和现在世界上一些哲学教员所特有的虚伪和不真实”，“我们两位主人公的作品都具有直接性、紧迫性、诚实性和权威性”
（332页）
，也就是具有直面现实、知行合一的品格。由此还引申出一个所谓的“学术性”问题，他们的学术著作都招致过“不够学术”的指责。有意思的是，蛭田圭说：“这项指控部分有效，但也可能被解读为一种赞美。而这正是更超然的学术所缺乏的。……回过头来看，我们两位主人公的生活和作品最打动我们的是，它们都体现了苏格拉底的格言：真正的哲学必须是活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真正的哲学是根植于激情的知行合一。’”
（同上）
说得更精准和深刻的是这一段：“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人公都决心直面他们时代最紧迫的挑战，并彻底思考这些挑战，不受知识分子的怯懦及其孪生兄弟‘学科约束’的阻碍。”
（333页）
与此相反的是回避现实、扭曲历史、为纳粹党人的权力崛起和征服野心大唱赞歌或“学术地”背书的学术大腕，他们显赫的声名总有一天会成为耻辱，这是未来的学术史研究肯定不会回避的研究议题。
蛭田圭正是在这样一个面向现实还是逃避现实以及关于思想品质的层面上揭示了他们共同性与差异性，以及阐释了对他们同样表示敬意的理由，这一大段话值得在此引述：“阿伦特富于她在理论著作中所称赞的一些美德，如勇气、对世界的关怀、反对舆论的不公正和对真理的热情。甚至她那些一直受到猛烈攻击的缺点，如不知变通、道德主义和苛求，也可以说是来自她的思想的积极品质。同样，伯林的个人品质，无论好还是坏，都与他的理论观点相一致。它们一方面包括正直、慷慨、成熟和谨慎，另一方面包括自满、优柔寡断、胆小和安于现状的偏见。人们可能对阿伦特的同情大于对伯林的同情，或者反过来也一样，这取决于一个人的气质和思想取向。但我们可能都同意，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意义上过着思想家的生活。由于这种‘言行一致’，我们的两位主人公都赢得了我们最高的赞誉和钦佩。他们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杰出的思想，也是我们的榜样，即使他们所代表的观点彼此不同。”
（同上）
就此而言，当然也会对阿伦特投以更大的敬意。
说到他们之间的不同，早在1941年的纽约就已经有所表现。虽然都力图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但是他们的参与方式和性格是不同的。伯林是政府雇员团队的一员，总是试图与英国的目标保持一致；阿伦特总是寻求成为独立的声音，为各种媒体撰稿，更关心说服民众。她说：“因为我认为没有什么比抗击纳粹更重要，所以我自然不会假装在忙别的事情。”
（25页）
当然，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思考伯林和阿伦特在看待以色列问题上的分歧——更应该说是撕裂，这对于今天来说就很有现实意义。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二战期间的美国，阿伦特给伯林的印象是“她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激烈的程度让他感到“太夸张了”
（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