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蔡先生的大学理念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则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先生首倡教授治校，蔡先生之后，长期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不大主张教授治校，蒋校长的理念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蒋梦麟校长，理由是：现代社会，分工协作，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教授不去治学，非要治校，那就去当个校长干干！
教授治校，在梅贻琦先生执掌清华大学时期，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在那里摆着，老校长蔡元培，早就提倡教授治校，怎么在北大就实行不起来呢！北大教授眼中：蒋梦麟校长，实乃教授治校的最大障碍。因此，对蒋梦麟校长的思路，不大买账，这影响了蒋梦麟校长的口碑。
民国，教授是学者共和国——大学的主体，哪怕遇到了主张教授治学的蒋梦麟校长，教授在治学的同时，对学校事务，该批评就批评，校长遇到了学问大，脾气大的先生，也就没有了脾气。可知道，那时候，校长掌握着“生杀大权”呢！弄不好，放暑假之前，给你一个大红包，让你另谋高就。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开创了一种自由的风气，提升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品质，蔡先生之所以令人感念，在此。大学者，网罗百家，囊括大典。现代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真正可以说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蔡先生指示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并以其在北京大学的实践，成为现代中国新教育的开山。
北大百年，自然引发了对蔡元培先生的怀念。但是，大学管事的，并没有深入体会老人家的大学理念和人文关怀，这种怀念仅仅停留在庄严的仪式中。其实，蔡先生的文化功业和大学理念是需要传承的，蒋梦麟、胡适两位校长，再怎么“不济”，也见贤思齐，认同并弘扬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
志浩观察，百年中国大学校长，有三种类型：蔡元培式、梅贻琦式、竺可桢式。蔡元培先生，被誉为民国史“一代完人”，蔡先生是一棵大树，百年中国史上的一棵常青树。蔡先生一生的功业，体现在多个方面，多个领域。但，听到先生的名字，第一链接，还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担任北大校长，这是蔡先生一生的大事因缘，蔡先生真可称得上“政治家办大学”。老人家改造旧北大的成功实践，给北京大学灌注了一种奇妙的初始值，成为一段，传诵至今的传奇。蔡先生本人，不仅仅是改造了旧北大，还使北大，具有一种新品格，蔡先生，成为一个符号。不论何时，不论何地，温习蔡先生这个“符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带入北京大学；蔡先生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带入中央研究院。走到哪，带到哪。经过耳濡目染，竺可桢对蔡先生的风范，体会颇深，并于1936年，把这种风范，带入浙江大学。
竺可桢先生，有深厚的学术造诣，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当年，蔡元培先生，慧眼识英才，聘请李四光，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所所长，聘请竺可桢，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
最初，竺可桢先生，没有辞去气象所所长。在竺可桢先生看来，执掌浙江大学，也就一两年的事，待一切稳定，找到合适的人选，使命完成，气象所还是事业重心所在。
1936年到1949年，竺可桢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长达十三年，事业重心，由气象所，慢慢转到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先生的人生轨迹，也被改变了。由一位学者、学术管理者，变成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大概，这是竺可桢先生，以前，所没有想过的。
竺可桢先生，以特有的耐心，细心，秉持“求是”精神，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洪流中，率领“流亡大学”的师生，辗转浙江、江西、广西、贵州数省，艰苦备尝，弦歌不辍。浙江大学由一所地方大学一跃而成为“东方的剑桥”。天道酬勤这是对竺可桢先生辛劳的一种回报。
百年中国大学史，如果，建一座先贤祠，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三位先生，都是值得深切缅怀的伟大先贤。三位先贤，有学者情怀，有大学理念，有纯正品质。古今贯通，文理融通，中西会通。
蔡先生下一代中，诞生了一批以教育为职志的大学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即其中的佼佼者。梅贻琦先生，没有深厚的学术造诣，但，梅先生勤勉、笃实、厚朴，兢兢业业，一辈子服务于清华，“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先生受到两岸清华师生的一致拥戴，被誉为“终身的清华校长”，绝非偶然。清华真有幸，遇到一位专心致志的好校长。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校长在到职视事的当天，发表就职演说，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先生是有操守的大学校长，对此理念奉行不渝，显示了异常可贵的执着和韧性。除在就职演说所提“大师论”外，1936年4月，梅先生执掌清华大学5周年之际，发表《致全体校友书》。在信中，梅校长指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亟也。”“此五年中吾人所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吾人常言，大学良窳，几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
1932年以前来到清华的朱自清、杨树达、俞平伯、刘文典、王力、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张申府、刘崇鋐、吴宓、王文显、叶公超、张奚若、钱端升、燕树棠、吴景超、陈达、熊庆来、郑之蕃、杨武之、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萨本栋、李继侗、翁文灏、施嘉炀、马约翰、郝更生。
梅贻琦先生担任校长后，先后应聘来清华任教的，1932年闻一多、雷海宗、萧公权、刘仙洲、顾毓琇，1933年冯景兰、李仪祉，1934年张荫麟、李辑祥、吴达元、吴晗、潘光旦、沈有鼎、唐兰、任之恭，1935年杨业治、李景汉、张席褆，1936年贺麟、邵循正、段学复、张岱年、齐思和，1937年陈梦家、孟昭英、陈省身。
民国大学老师，是一支精干的队伍。清华大学教授，同样具有这个特点，不同的是，群星璀璨，鸿儒云集。
更为可贵的是，抗战军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合作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机缘巧合，梅贻琦先生，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舵手。梅先生把蔡先生“兼容并包”和自己的“大师论”，带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使西南联合大学，成为中国战时联合大学的榜样。
冯友兰先生撰写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充满激情地称赞：“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3）自由的大学操作 大学的体制，理应是富有张力和弹性的，因其所要产出的是高素养、有操守的人。一所现代大学，理应建立在科学、民主、自由的基础之上。科学精神即竺可桢先生在浙江大学时所倡导的“只问事实、不计利害。”“民主”在新文化运动时是一面旗帜，现代中国大学有一套较为可行的民主办学实践——教授治校，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大学最可借鉴。关于自由，有许多话要说。这个问题是当代中国大学最需解决的顽症。
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段名言：“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老先生希望清华流淌更多的“从游之乐”，钱钟书、吴晗、曹禺、钱伟长、钱三强……一代大师鱼贯而出，正是梅贻琦先生“从游论”的最好注脚。
有个小故事，非常有趣味。钱伟长先生1931年考进清华大学，在入学考试中，虽然数学、物理成绩很差，历史和国文考了满分，最终，还是被清华历史系录取。钱伟长还没入学，陈寅恪先生，就欣慰地表示：今年，录取了钱伟长，可见历史系，大有前途。
钱伟长于9月16日报到，三天后就传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钱伟长觉得学习文史，远水救不了近火，投身科学救国，灵机一动，申请转入物理系，这可使吴有训教授为难了，不允。物理系师兄赵九章、王竹溪偕钱伟长向叶企孙先生求援，求得叶先生的谅解。钱伟长哀求四叔钱穆（燕京大学副教授）向清华疏通。最终，据说，还动用了胡适先生，清华勉强同意，允许钱伟长入物理系“试”读，这一“试”，物理大师就出来了。清华大学师生，沐浴在自由的学术气氛中，无所不言、无所不思。
钱伟长先生自述：“在物理系内，在叶企孙、吴有训老师的倡导下，鼓励自学，鼓励在学术问题上自由争论，鼓励选读化学、数学，甚至于机械、电机、航空等外系课。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有时为了一个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
1925年到1937年，清华人乘风破浪，奋勇开拓学术新境界。在奠定科技大厦的征途中，清华理学院在叶企孙先生的护持之下，师生间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亲切相处，问难辩驳。从1925年（叶企孙先生返校任教）到1940年（1936年抗战之前入学的物理系学生毕业），清华物理系82名毕业生中，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前称呼“学部委员”）和同等称号的就达22人之多，他们是：王淦昌、周同庆、龚祖同、赵九章、傅承义、王竹溪、翁文波、张宗燧、钱伟长、彭桓武、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于光远、葛庭燧、秦馨菱、张恩虬、胡宁、陈芳允、李整武、林家翘（美国科学院院士）、戴振铎（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1/4强的清华物理毕业生获得院士荣誉，比例之大，当为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