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生未曾舒展的雷州村妇有一个美好的名字“吴妃莲”，男人的名字也好：王如水。王耀德于是给父母的微信备注“如水莲花”。
他后来才明白“莲花”的早衰从何而来：从小便要担负种稻子、割蒲草、做饭、带弟妹的任务，生命里仅有半天去小学里头看看，被老人责骂半晌，再没迈进学堂的门。可她聪明、记性好，收音机和村广播全入了耳：《山海经》、地方戏，只要她觉得良善有趣的，都能一段段原汁原味地再倒给孩子。
▲王耀德的母亲 图/受访者提供
被乡邻唤作“水哥”的父亲，是村里公认的帅哥和老好人。
养鸡、种菜、扛大米，只要是寻得着的活计，他都干且从不含糊：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雷州农村，父亲盖房时会盖一间单独的洗浴间，砌的水井结实圆整；别人清晨卖菜，多是头一天夜里割菜，父亲凌晨戴着头灯割，确保新鲜水灵；给人犁地，多烂、多容易翻车的地他也去；母亲爱吃早市上的肉，父亲凌晨4点前便起来骑着摩托到好几里外去挑，越走越远，越挑越熟练，直到发展成远近村民排着队要他帮着捎：前腿肉、猪头肉、猪大肚、猪小肚……生了孩子或有人生病的人家还有特别交待。
耀德看不过，当面拒绝过买家要求，父亲和他吵完，继续做义务“代购”。“别人也没钱给他，但在以前电视还不普及的年代，会邀请他去家里看电视。他就好满足，觉得自己得到了尊重。”
台风过后，他和父亲一起用绳索去捆扶倒下的成片桉树，干一天得几十块。钱少，他干得还分外麻利。有天中午活儿完了，父亲和工友拿出带的烧猪肉、烧鸡烧鸭，摊了一地。那是他第一次和父亲正式喝酒，很快便在树荫和闷热的夏风中呼呼睡去。
王耀德上面三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父亲勤劳如许，家里的日子本来不会那么难过——但架不住只有一个劳动力。
小学三四年级的某天夜里，他从同学家看完电影回来，母亲轻声对他说：“二哥去天上去做星星了。”
他没太明白，但又恍惚想起，回家路上他和推着两轮板车的父亲擦身而过。后来他意识到，父亲在送二哥出去，“那会儿人已经没了。”
他对二哥印象不太深，只记得他眉清目秀，脸总是煞白的。表哥曾形容，“就没见过长这么好看的人。很像张国荣。”因为从小身体不好，二哥很少出门，但手很巧：削竹子，拿小钉子磨碎了做暗器，后头别上羽毛，飞出去又远又准。“有次有人欺负三哥，二哥就用这个弹弓射出去，扎着了对方，被父亲揍了。”
二哥走后，母亲在床上唱了许久的戏，声嘶力竭，哭得要背过气去。父亲不知怎么安慰妻子。耀德感觉，再不找人，母亲要疯掉了。他撒开腿跑到数百米外的邻人琴奶奶家。“她家所有人都放下碗筷，立马就跟我来了。”在《最后的告别》里，自己差点被父亲溺死时，妹妹、父亲离去后，方圆也曾不顾一切地发足奔跑，是对已经或将要发生的危机的惊恐，也有一份想要寻求解答的急迫。
可二哥究竟是患什么病走的，王耀德一直没敢问母亲。
▲电影 《最后的告别》 剧照
更大的转折发生在高一。他在县里的学校寄宿，一周回家一次。有个周三，他给母亲打电话。“这个星期没事的话，你就留在学校。”母亲的这句话，让他心里明确了什么。
几天后，他还是“不听话地”跑回了家，只看到大哥房间里空荡荡的床。他一间房一间房地去找，已是徒劳。
从小他和大哥睡一张床，大哥教他写一手俊秀的毛笔字。大哥眼睛很亮，拍照时会吊在树上做鬼脸。后来大哥脑子里面长了瘤，眼睛慢慢看不见了，走路磕到撞到，会烦躁得自己撞墙；十几岁的男生，得靠妈妈和奶奶给他打洗澡水，他憋得慌却无处发泄。
失明后大哥再不爱出门。一次耀德强拽着大哥出去，骑摩托载着他在村里兜风。大哥叫耀德猛踩几下油门后把脚松开，让车平缓地滑行。不作他想，只是滑着。滑着。
“再后来，就扩散了。”
到最后，王耀德其实有预感。“去学校前我几次握着他的手，跟他说我走了。他当时人已经半昏迷了。”
那个周日，父亲骑着摩托载耀德返校。“经过市场，我问他，以前都是在这个地方买肉吗？他说是。那是我唯一一次趴在父亲的背上。”
本是众人眼中读大学的料子，从此成了另一副模样：他在教室里整了张桌子，摆在最偏的角落。上课时头歪在一边，但从来也睡不着。不摸书、无所谓分数，捱过一天是一天。他对喜欢的女生穿什么颜色的鞋和裤子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段时间我从没把头抬起过。”
很多年后，他读到《米格尔街》中的一段，小男孩遇到了自称为诗人的B·华兹华斯。男孩问诗人，“
（你）
为什么哭？”
“为什么，孩子？为什么？你长大就明白了。你也会成为一个诗人，懂吗？当你做了诗人后，你就会为任何一件事哭泣。”
王耀德释然了。原来他不是唯一一个有那种感觉的人。
没有跟大哥正式道别，成为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全家没有留下一张二哥的照片——他私藏了大哥的不少照片作纪念，不敢告诉母亲。父母不提，他也再未和他们谈起过两位哥哥。
有时候他会对着空气说，哥哥，不知道会不会存在另外一个世界。
“感觉大哥就在我旁边，我特别想跟他说一句话。我总觉得他应该多去享受生活，他不应该什么都没有经历过，只过了这么短暂浮草的一生。”
“我觉得走的应该是我。”他眼眶发红，声音颤颤地问，“我还有很糟糕的想法：这么活着，不知道为了什么？”
造梦场
高考考场上，王耀德只写了作文，别的题目一字未答。考完一周左右就踏上了打工路。
母亲给了他2000块。他买了一张前往北京的硬座票，在绿皮火车上坐了三十来个小时。谁也不认识的他，先在牡丹园找了份厨房的工，十多天后便辞了职。当天晚上老板把他撵出门。在大雨如注的夏夜，他钻进三轮车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他从牡丹园溜达到西土城。先见到“电影频道”四个大字，吃了点东西，再溜达100米，便看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
对2011年的王耀德来说，电影基本等同于香港黑帮片。学院也与自己没什么关系。他转回头，收拾东西回了广东。
那之后几个月，安徽农村青年张中臣追随喜欢文学的哥哥张中玉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没多久便加入了保安队。陈坤阳、李想、张秘密、陈崇理和邵光等人，也先后来到保安队，成为了同事。
做保安既是图包吃住，也因为可以蹭课、看好电影。工资不到两千，吃得也一般。“说啥口味，有盐味就行了。”邵光笑着回忆。
保安们居住的C楼角落到学校最大的114阶梯教室不过100米，却是一条时空与心灵转换的隧道。轮到中放楼放“内部片”，大家会立刻冲过去在门口站岗。听老师讲李安的《喜宴》，看贾樟柯的《小武》，张中臣第一次知道原来电影课这么有趣，小混混的情感和虚空也有价值，“以前对世界的认知太片面了。”
王耀德进入这条道，要比他们再晚一两年。2012年他二度来京，再次来到北影，直接问保安队是否招人，于是也成了“小分队”的一员。但起初不适应，跑回去好几次：卖过碟，送过外卖，最消沉时在KTV里当服务生——每个月一发工资，服务生们便集中在最贵的包厢，狂喝狂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