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然而它们的矛盾又不仅仅限于这两、三百年的时间，早在古希腊哲学时期，两种思潮特征就展现出来了，这些因素一直潜伏在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各个领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2]而在这一过程中，亚里士多德、皮浪等人虽然意识到了两种思潮的局限性，但他们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亚里士多德选取了一个中间摇摆的路径，而皮浪干脆悬搁对外界事物的判断，最终发展为以“不动心”为基础的怀疑主义。“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3]
到了19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培根、休谟影响，强调经验实证的孔德等人实现了从经验主义到实证主义的转向，再过渡到后来承认数理分析作用的以石里克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而另外一些经验主义者继承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等传统或走向现象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或走向体验论（狄尔泰、梅洛·庞蒂等）。无论该派哲学思潮如何走向，经验主义者们自始至终坚持经验至上的理念。同时在经验派哲学思潮内部，20世纪中叶C·P·斯诺所提出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种文化的对立在100年前就有所呈现，部分经验主义者固守人文主义文化审美传统经验而反对科学实证，这对20世纪新批评派等文学批评家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另一边，理性主义哲学自笛卡尔的本体理性开始，经过康德认识理性的修正，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康德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还是马克思哲学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等等，理性演绎都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尽管他们也强调感性认知和实践的作用，但“理性”在这些哲学体系里是出于基础性内核地位的。
一般意义上来看，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现代社会逃不掉的两个基本模式，它们从古至今贯穿始终。“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和法德的理性主义传统，可以说代表了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两种模式”[4]，这两种思维传统体现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在政治上，理性主义者偏爱出自人的设计的组织的秩序，经验主义者则认为人类不具有‘无所不知’的理智能力，社会秩序是自发形成的，自发秩序又被称为自由秩序。”[5]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自由观虽然最初都是为反对专制、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存在的，但是两种自由观所代表的两种政治倾向分歧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盛行的20世纪却越来越明显。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所谓组织的秩序是指按照预定计划安排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秩序，建立组织的秩序所依赖的一般性原则并不能从经验中得到证明，也不能从传统那里得到支持。”[6]但是理性主义者们允许这种自由观存在，因为他们认为通过演绎得出的理论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受理性结论所指导的实践也是正确的。根据这种逻辑，受大陆理性传统的影响，通过理性思辨而得出“共产主义社会”结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后来的苏东地区得到响应和实践也是理所当然的，同时该种设想也在欧洲大陆的其他部分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区产生了较为热烈的反响。因此，普实克等当时受左翼思潮影响的汉学家并不仅仅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最根本上，他们还受一个横贯古今的西方思维传统的制约。
而在经验主义社会学的观念中，“人类由那种封闭的小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开放的大社会，是‘经过反复试验而累计产生的结果’。文明的进化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即不断地剔除不太合适的行为和通过选择模仿新的具有优势的适应方式的过程”[7]。由此看来，英美选择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有其经验主义的哲学思维传统，经验主义者们推崇非强制性国家政策和文明的自发性成长、进步，强调限制和分散政府权力。因此，除开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之外，接受英美自由主义传统高等教育的夏志清很容易受到英美经验主义思维传统的影响并认同英美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夏普两人的意识形态自由观差异在根本上代表了以理性为内核的大陆理性主义思维传统和以经验为基础的英美经验主义思维传统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也体现在两人的流派意识、个人治学观和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差异性理解等层面上。
夏志清作为“一位中国留洋学生，受训于美国‘新批评’大本营耶鲁大学英文系，以欧西文学为基准回顾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8]，其研究思路受第三代新批评理论家影响颇为明显，而新批评理论又与经验主义思潮在现代文学界的发展相关联。
新批评的本质无疑是形式主义的，但它的形态又带有较强的经验主义色彩，“新批评避免了成为一种十足的形式主义。它用一种经验主义吃力地对形式主义进行调和——相信诗通过某种方法把现实包括进其自身”[9]。受新实在主义、批判实在主义、美国实用主义等经验主义思潮支脉影响，“新批评派认为诗根源于外在经验，诗本身也是一种经验。但他们认为诗的经验是感觉、情感和理性的经验，在性质上已不同于外在经验了，所以并不是对外在经验的直接反映。”[10]美国新批评领袖T•S•艾略特表示“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11]，而以诗歌批评为主导的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他们对诗歌的全新的、独特的阅读经验之上的。新批评派认为“认为文学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并且是优越于科学认识的一种独特的‘本体’认识，即最能把握事物本质的认识，而科学认识却并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12]。受到利维斯、艾略特等英美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新批评派又带有一种追寻文学文化传统的人文主义的反科学色彩。
总结来说，新批评派在一定程度上既站在英美经验主义的立场反对大陆理性主义，而在经验主义内部，新批评派又站在人文主义传统的立场反对科学实证主义。不过吊诡的是，新批评派在反对的同时也接受了其反对对象的一些经验，这里以实证主义表现得尤为明显。
新批评派诞生于当时英美文化界对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文学批评方式的不满，对于同属经验主义阵营的实证主义批评来说，新批评派批判实证主义的外部研究，认为文学批评应当以文学文本为中心；同时新批评派坚持人文主义文化传统，反对把文学批评与科学研究相提并论，反对科学实证式的研究方式，认为科学与文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对科学性的要求却被新批评吸纳过来了。新批评派学者们试图让文学批评像科学一样走进课堂，并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那样具有规范性和可重复性。“实证主义对新批评的一般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对形而上学和对科学性的追求上”[13]。首先，在反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新批评派继承了英美经验主义对大陆理性主义的排斥，强调直观的审美经验；而在追求科学性上面，则体现了新批评派内部的“经验主义式纠结”，即“在文学本质论和文学功能论上具有反科学的思想；而在文学批评论上，在文学批评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它不但不是反科学的，而且是在力求使文学批评科学化，追求文学批评的科学性。”[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