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韦正老师从性质、形制、造像题材、题记几个方面展开脉络分析。性质上，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都以帝王窟为主。一方面，云冈与龙门石窟的帝王窟以皇权为核心，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神圣空间体系。云冈石窟中，昙曜五窟、第3窟、第5、6窟三组特大窟，可能分别对应北魏太祖以下五帝至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与冯太后。韦正老师认为，与这三组窟相应的是7、8窟，1、2窟，9、10窟小窟，它们在空间布局上刻意与大窟保持距离，隐含着“小窟回避大窟”的原则。龙门石窟在这一点上一脉相承，宾阳三洞作为典型的帝王窟，不与古阳洞等其他窟共处，在空间上严格分隔，所谓“准代京灵岩寺窟"是就帝王窟而言。另一方面，帝王窟具有“先进性”
（相应的是其他窟的相对“随意性”）
，这集中体现在造像服饰的变革上。云冈第5、6窟佛像褒衣博带式有别于之前的袒右，龙门宾阳中洞佛像也为褒衣博带式而非袒右式，似乎是对平城时代晚期流行佛装的继承，这与古阳洞两侧壁上层大龛多为袒右式形成对比。
大龛功德主不乏北魏亲王，开凿时褒衣博带也早已存在，韦正老师推测，可能是此时虽已进行了孝文帝服制改革，但帝王以下的高级贵族官僚仍有较大的自由选择余地。更值得注意的是，古阳洞北侧壁上层大龛最内一龛由前三龛的袒右改为了褒衣博带，这可视为对宾阳中洞佛像的主动追随。宾阳中洞标志着“皇家范式”的确立，其他洞窟的造像选择从相对随意转向主动遵循。
形制上，龙门宾阳三洞差异显著，中洞尚能见与云冈石窟的关联，南北洞出现的新因素则与南方艺术风格密切相关。韦正老师从平面、窟顶、坛座及总体形制几方面略作讨论。宾阳三洞平面均近方形，其无中心柱的设计造成与云冈关系疏远之感。实际上，云冈第7、8窟为方形平面，第5窟和昙曜五窟虽非方形，但其三壁三佛的表现一般认为是佛殿之制，第六窟后部模拟佛殿内一铺龛像，平面处理为后部略弧。考虑到当时地面佛寺应存在改汉式宫殿为之者，因此，将宾阳三洞的方形平面视为云冈基础上的发展更为合适，不必一定追溯到南方。并且，佛像的体质特征也可作佐证：宾阳中洞佛像有鲜卑人特征，而非典型的秀骨清像，可见平城与鲜卑传统在洛阳时代仍有延续。
宾阳三洞及后来的皇甫公窟等，都为穹隆顶，区别于云冈石窟的马蹄形顶或平顶；其顶部装饰方式采用适应穹窿顶的天幕设计，亦异于云冈惯用的平棋藻井。值得注意的是，南京栖霞山石窟几乎全为穹窿顶，这种高度相似性难免引发龙门石窟受栖霞山石窟影响的推测，而通坛的出现则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坛座中，座指佛座，坛指佛坛，前者早已有之并且可移动，后者为新兴事物且不可移动，宾阳中洞与南洞的差异在坛座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中洞
（如第20窟、17窟）
须弥式或方形佛座也都不必追溯到南方，可认为其直接承袭自云冈；南洞的佛坛则是受南方影响的明确标志，其通坛因被唐代
截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