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相较于前者背后的复杂性，后者的答案似乎异常简洁——“财富效应”。懂些金融的人发觉自己离这个概念总是很近，也有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观点：通过拯救资产价格、制造一场牛市（无论狂欢的还是渐进式的），能够稳定经济。这种想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现实的可能是：
稳定资本市场是一味关键的药引，它有助于预期从一个极致压缩的位置修复；但指望一场启动巨量财富效应的牛市成为破局的“妙招”，或许是本末倒置的。
历史显示：价格固然是关键，但不意味着从关键下手就一定药到病除。
我们不妨还是回顾那个“价格闯关”年代：78年改革起始的阶段是蓬勃的，方向千头万绪，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彼时的“路线图”并不明确——正如那句经典的评论“摸着石头过河”所表征的那样。不过，实用主义的策略和模糊的方向，在改革的早期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单单是放开一些口子、释放“赋权+激活”的红利，就足以将国民经济从极度僵化的困境中拉回。但进入到80年代中后期，改革则面临越来越多具体的难题，也越来越呼唤一张明确的“路线图”。从对待“价格双轨制”这个关键课题中可见一斑：退，面对巨大的棘轮效应；进，既需要技术上的缜密，也需要“辩经”的策应、以及政治上的勇气。
而1988年的“价格闯关”直接从价格入手、通盘改革双轨制，可以看做是一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尝试。哪怕站在后人的视角，我们仍然能发现决策的合理性：价格是经济的关键线索（或许可以寄望一招活一盘活），也是政治上相对安全的选择（价格机制的问题，相较所有制等问题而言政治敏感度更低）。然而，“闯关”仅仅在11天后就因“抢购风潮”而终止。
教训是深刻的：价格固然是个“终极目标”，但问题绝不在其本身
：供需之间存在总量的硬缺口和结构的巨大失衡，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则是所有制、激励、央地关系、市场机制等等错综复杂的约束。
从价格直接入手的策略固然“一竿子到底”，但缺省了对其背后形成机制的改变，结果就很容易演变成：只有价格的波动急剧放大了。
从历史最终的结果看，价格改革最后走向了成功，离不开渐进改革的配合。因而不难理解1992年的“南巡谈话”的关键作用——它为改革提供了最坚强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升格为市场经济，市场的角色、所有制的占比面临的约束极大解除。可以看到，
在此过程中，明确的路线图、凝聚的共识、理顺的激励、以及政治担当，缺一不可。
当然，相比起商品和消费品价格，资产价格有相当的特殊之处。尤其是2000年代以来，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和“主权信用”的结合更深，而这是否意味着，资本市场的“价格闯关”相较会轻松一些呢？这里我们定义“成功”，是确认出现大趋势的拐点，而不是下行中途幅度可观的反弹。一个例子来自日本（尽管这可能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比较）：日经225指数分别在2003年和2012年出现了两个底部，趋势反转得到最终确认。而横跨其间的，是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大起大落。
（日经225的“W”底部）
回顾这个“W”底的形成：
如果说对日本经验的刻舟求剑能给他国的今人一些启示的话，我想大概是：
要扭转风险偏好的趋势，政策的累积效应需要到达如下的程度：金融风险可控、上下共识明确、改革议程清晰、执行有力、切中经济关键和市场关切。
当然，在我们身处的初始阶段，预期交易有充分的合理性：1.预期政策会有后手；2. 预期政策会有更大的成效。在这种“双重”的预期交易中，市场一旦被激活就可以自我强化，来自数据的现实信号既滞后、也相对不重要——对乐观者而言，这无疑是主流叙事，罔顾这一观点无疑会让人心焦。不过，谨慎的声音也值得一听，毕竟我们不能转头就忘却了刚刚过去的时间。有朋友如此问我：除却市场和预期，你是否真的觉得出现了“那么本质”的变化？我说：我懂你说“那么本质”的意思，在未来的时间，我们或许需要更多的证据来验证这个命题。
犹记得在9月下旬以前，有一些段子调侃了“政策预期”交易脉冲的弱化。这一现象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市场“不相信”政策还有后手，而是市场抱有institutional层面的怀疑：既在于决策的速度，也在于后手的力度。而9月ZZJ以来，我们可以直观地从官方用语中感受到巨变的投影：很多“帽子”消失了，指令变得紧迫且具体。这些信号至少显示，决策模式明显向“主动式”切换。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政策”这个变量，并不是本身一把从“不能”打到了“必能”，而是将市场从“uninvestable”变成了“investable”
——市场从一致走向明显的分歧，巨大的区间震荡和成交量，都表达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