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它才是侯孝贤最伟大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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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钢（Gang Gary Xu）甚至声称摄影机在影片中的地位像是「一个参与其中的角色」，特别是在宴会场景中。

摄影机有条不紊地在交谈者和其他相关事物之间来回摇动拍摄，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观众它位于这一场景的空间之内， 它像一个默默在场的旁观者，虽然「能活动」但又总是「提醒我们它视野所见的有限性」。

镜头的有限性不止于摄影机视野的有限性。类似的有限性也表现在情节和各个故事的发展上，也就是「发生」了什么。不同于我们对好莱坞电影的期待，侯孝贤并不对影片叙事范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提供全面的信息。

其中一些事件我们是能看到的，但是其他的可能并未在银幕上呈现，只是通过一些最不起眼的指涉来揭示，稍不注意则会被认为是无意义的闲聊而被忽视。

尼克·卡尔迪斯（Nick Kaldis）把这种给观众过多的视觉信息、同时却将重要的动作和对话从中剥除的倒置方式称为「针对那种供西方人消费的、怀旧的、历史化的、充满异域色彩的中国形象的单向跨国商品化所进行的一次美学（而非理论）介入」。

视觉的丰富性是《海上花》唯一的，或者说是核心的主题吗？侯孝贤曾在采访中提到这部电影是关于金钱和爱情的，在光线昏暗、昼夜难辨的社交空间里，富家子弟聚集在一起，不仅是为了享乐，更是为了情感的连结，他们甚至会建立长久的亲密关系，而这个是无法在他们传统的夫妻关系中获取的。

讽刺的是，只有在上海的「长三书寓」，这些有身份的男人才会真正地培养一段基于情感的亲密关系。但这和社会现实是相矛盾的，因为将这些人物联系起来的交易关系是经济契约。为了真正享受长久的恋爱关系，男人必须替这些女人赎身，花大笔钱终止她们的契约。

接下来，这段关系会进一步和现实中的传统婚姻产生冲突，大老婆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而高级妓女（倌人）则作为小老婆嫁入。这对于她们来说是最好的归宿吗？并不尽然。

对于《海上花》的学术研究经常忽略对话的重要性——不仅是对话的内容本身，还有它的组织方式，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以及没有说的。

《海上花》中对话的组织方式不仅受当时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即晚清高级阶层是如何说话的，明显和现在完全不同——还和导演本身的美学选择有关，侯孝贤电影的表达方式有他自成一派的影像风格。

电影以一个宴会场景开场，顾客和女人们一边吃着喝着，一边在玩「猜拳」游戏，当然，最重要的是，交谈。他们在谈论主顾玉甫和他的情人淑芳的热恋关系。他们两个据说疯狂地迷恋着彼此。他们一刻也不能分开，甚至到了忘我的境地。

陶云甫是主要的讲述者，描述了淑芳帮玉甫舔眼睛时展示出一种近乎怪诞的痴迷。罗鹏（Carlos Rojas）认为这是对影片整体视觉风格的模仿。但这条故事支线只是导演的一个诡计，因为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影片的叙事主体。

然而，就像是放在一本书首尾两侧的书立一样，另外两个角色有在影片结尾简单地提及到淑芳，虽然观众从未在银幕上看到她，从她们不经意的聊天中我们得知她因为情人的不忠而自杀了。

这种让观众自己推断被省略的情节是侯孝贤极具代表性的电影风格——经常将摄影机对准那些似乎无关紧要的交流，对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事件却是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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