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应该算是军营理论学习不错的士兵，记得那时南京军区机关报的记者曾到我们连给我照过几张相，至于是否在南京军区机关报上发表过，我不记得了，但这位记者留给我的几张照片，一直被家里妥善保存。我现在能记得的几张确实都是“摆拍”，比如我坐在大通铺上看书，而战友们统统睡觉，今天想想觉得好假，但当时真的不觉得有什么，似乎本就应该如此。
军营生活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假如没有这段生活，我无论如何不会踏入历史学的门槛。那时政治上的是非曲直我们并不懂，我只是凭着一个年轻人的直觉追求知识，追求进步。
在我大约十岁时，一位在海军当军官的姨夫探亲时对我说过一番鼓励的话。他说我将来长大了一定是个军官的料。我不知他的这个说法有多大真实性，但这句话深刻影响了我幼小的心灵。那个年龄能记住的事情并不多，而这件事我却一直惦记在心。
入伍之后，我那时的想法就是要成为职业军人，一辈子在部队。所以那时不论政治学习，还是军事训练，或者日常生活，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在当兵的第二或第三个年头，我曾被推荐上大学，也去参加了考试，并被告知考得不错。但后来并没有去上学，很久以后，一位了解内情的老乡告诉我，被一位首长的孩子或首长身边的人给顶替了。这件事并没有让我感到沮丧，毕竟人生的路还很远，机会还有。但这件事让我后来思考毛泽东时代许多问题时有了一个参照，“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其实充满着很多人情因素，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也正因为这个原因，1976年毛泽东去世不久，特别是邓小平重出后，推荐上大学成为历史，而一个新的制度安排，重回“文革”前的高考，呼之欲出。这是我不得不放弃职业军人想法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复出后，军队不再从士兵中提升军官。这个决定对于我们从农村来的士兵而言，是致命打击，当兵已没有进步台阶，我和许多准备一试高考机遇的同学、战友，差不多都在这个时候安排复员回家。
此外，由于历史突变，新政策让我这种入世不深的青年人很不适应，毕竟先前也算是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积极参加者，让我突然改变认识，确实有些为难。而且，我那时受《参考消息》等影响，对他们之前不断渲染的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变局信以为真，像许多吃着地沟油的忧国忧民志士一样，非常投入地忧心毛泽东之后修正主义上台了怎么办。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毛泽东去世消息时，我正在省委大院站岗，听到那个消息后确实像后来看到的朝鲜情形一样，一代伟人走了之后，活着的人怎么办？在此后的政治学习中，我也委婉表达了自己的忧心。今天回想自己幼稚到了极点，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的底层人物，竟然操心根本不该操心的事情。我后来在从事研究时虽然一再强调理想社会形态就是各司其职，让政治归政治家，让外交归外交家，让学者专心于学问，让学生专心于读书或花前月下。然而，性格即命运，想到的，说出的，并不一定能做到。很多时候，还是“忍不住地关怀”，越位思考那些本该肉食者谋之的国家大事。
顺流而下：从古史往下读
1977年，我离开了杭州，返回家乡，脱掉军装，继续当农民。三年多军旅生涯，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又回到三年前的起点。
此时，担任大队支部书记的是我小学时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大概没有读高中，比我早几年入伍，早几年复员。他在部队时，以及后来我在部队时，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相处不错。他先是让我当了大队民兵营长。稍后，遇到“文革”后，大约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招收农民工，我就近水楼台，成为新时期历史上第一批农民工。
那时的农村，并不觉得非常痛苦，只是收入太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因而第一批招工，还是引起了激烈反响。印象中，和我一起去的这一批工人，多少都有点关系，与之前几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一样，纯粹的农民子弟，似乎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这一批农民工直接被送到了宿州以东十二公里处的朱仙庄煤矿。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只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平地上下挖八百米，打出几个竖井，以及井下的巷道。我们单位准确名称叫做“煤炭部第二十九工程处”，领导这个工程处的，是淮北煤炭建设指挥部。
印象中，我所在的临涣公社此次招到朱仙庄煤矿的工人有一百多人。与煤矿有关系的，被分派至劳动强度稍低的运输队。更有关系的，只在地面从事一些辅助工作。我那时确实与煤矿没有任何关系，年轻力壮，也没有想去找关系，因而我被分配至劳动强度最大，也最危险的掘进队。掘进队的工作也非常简单，那时的概况现在还记得，就是“打眼、放炮、出矸子、钉道”四个工序。
我在井下整整干了一年，从来没有惜力，没有偷懒，几位老师傅，以及连队的连长、指导员，似乎也很器重我。我那时的想法，就是这样上班下班，喝酒吃肉，睡觉，日子过得很散淡，下井的时候也并不觉得恐惧，更没有末日的感觉。不过，朱仙庄煤矿是著名的超级瓦斯矿，安全检查是一点都不敢大意，下井时绝对不允许喝酒，不允许带任何火具或易燃物。朱仙庄煤矿也是国家大型重点企业，管理严格，正规，所以我在朱仙庄一年，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事故。
能够记得的，是一位高中同学，他父亲是我们公社很有声望的大队书记，这位同学早我一年参军，之后我们一起来到朱仙庄。这位同学性格很好，不多话，很幽默。然而无论如何让我们那时都想不到的是，晚上吃饭时一切都很正常，这位同学去上夜班，就再也没有回来。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了。这是我在煤矿工作两年最深刻的一个记忆，从来不敢忘记。
在这位同学出事前，我就到煤炭部在宿县城里新设的“淮北煤炭技术学校”读书去了。淮北煤炭技术学校是中等专科技术学校，在我进煤矿不到一年时开始在煤炭系统内部招生，组织考试。我那时并没有想着离开煤矿，因而与一些工友一起参加了考试，有幸被录取，旋即入学读书。学时为两年或三年，主要为工程类课程，毕业后回煤矿当技术员。对于许多工友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我个人那时也这样认为。
但是，当高中同学出事后，我从学校赶回朱仙庄，帮着他的家人料理后事。这件事给我的震撼至今依然存在。我大约就在那一霎那做了一个影响我全部人生的决定，利用在宿县读书的机会，一定要参加正式高考，一定要离开朱仙庄，离开煤矿。我再也不要回来了。所以当同学后事料理完毕，我将我的“窑衣”、矿灯、矿靴，一切与煤矿有关的物品全部送给了工友。
我决定参加高考，还有一个激励因素。1978年，我大弟弟以全县第一名成绩考上了大学。他本来可以进更好的学校，但由于没有人懂得怎样填报志愿，第一志愿填得太高没能录取时，第二志愿就很不理想。但我弟弟考上大学对我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我那时只有一个想法，我弟弟能够考上，我为什么不能？于是，我返回淮北煤炭技术学校，就开始了高考复习。
煤炭技术学校本身的课程并不少，特别是课后作业，多为绘图，没有足够时间，根本无法完成。好在同学们都很帮忙，几位交情不错的同学在做作业时顺便帮我描出来一幅。这使我赢得了许多时间。
我们这一代“文革”期间的高中生，即便用心读书的学生，也主要在文科上，对于数理化，对于英语，几乎一窍不通。我那一年复习，几乎将全部精力用在数学上，毕竟数学是一百分的卷子，至关重要。我们有几个同学都有同样的需求，就在城里一所中学夜校里报了名，每周有几个晚上到那里听老师辅导。
我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为什么有一天晚上放学后，骑车返回东关煤炭技术学校的路上，会与几个当地的流氓打了起来。与我同行的同学非常勇敢，边打边掩护我撤退，快到学校时，我喊来一批同学，那几个流氓才被打跑。但这一次打架，给我内心留下了巨大阴影，很长时间我都不敢自己夜间外出，总担心再遇到那几个流氓。
不到一年多时间，紧张复习很快结束了，我每天即便去煤炭技术学校上课，也多是躲在后面看书，我的作业主要靠同学帮忙。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就去附近河边看书背书。我大妹妹那时在宿县师范学校教书，半年后我去她那儿吃饭时，她和她的同事都以惊诧眼光看着我，说我的头发已像一个疯子。我很久没有剪发，很久也没有洗头了。
复习是痛苦的，收获却是愉快的。记得我那时还去宿县一中请教过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那时高考已有了两次，这位老师也及时总结了一些经验。他的哥哥是我的邻居，是50年代从一个县团委书记位置上打下来的右派。这位右派对我们兄弟几个都很好，大约因为我们几个喜欢读书，因而他得知我在复习时，就介绍我去找他弟弟俞老师。俞老师给我的辅导细节不记得了，但我后来一直感激他。我记得我到复旦读研究生时与俞老师还有往来，他为我介绍过《文汇报》一位名记者，是他的同学，还是兄弟，我也不记得了，后来渐渐也就失去联系，主要还是自己主动性不够。
我并不是在煤炭技术学校这边报名的，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煤炭技术学校也属于国家统一招生计划，读了中专，就不能再报考大学。我利用那时农民工这一特殊的身份，档案两不沾，就让家里在原籍报了名。
原籍临涣公社的文教干事周叔叔与我父亲是好友，没有怎样费力气，他就帮我报上了名。我相信周叔叔这样爽快帮忙应该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性前提，即我不一定能考上，毕竟没有经过中学阶段系统学习，毕竟已有了那么多应届生。然而，后来考试情形出乎许多人预料，我的高考成绩总体上说还不错。据稍后的消息，我奋斗差不多一年的数学只有可怜的十三分，题目中有一个绝对会的定理推导，竟然被我一激动做错了。那一年英语还不计算总分，我按照别人经验在四个选择中一律选C，这样多少有了几分。我毕竟是从部队回来的，政治课即便不拿满分也应拿八九十分，可惜的是，我尽管答题文字写得很多，但并没有答到要点上，可怜巴巴，我最自负的政治课仅仅得了五十九分。我的总分主要集中在语文、历史、地理三门。据稍后获得的消息，这三门分数，可能是淮北市，或濉溪县单科第一或前几名。
